鸦片战争前后，广州丝绸出口十分兴旺，大大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种桑养蚕业的发展。作为珠江三角洲东北部的惠城，也逐渐兴起种桑养蚕业来。张友仁在其《惠州西湖志》中写曰：“清末湖上种桑养蚕产丝有名。又在准提阁、永福寺设蚕业学校”。叶挺将军于1910年(时年15岁)曾就读于永福寺蚕业学校，可见当时惠城种桑养蚕已很兴旺。据调查，原下角小学、香格里拉宾馆、荷花亭、市第二人民医院旁边昔日的湖田就是清末民初的桑田，面积达20余亩。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尤其是陈炯明、杨坤如多年盘踞惠州，西湖桑田受战争破坏而凋败了，蚕业学校也关闭了。但在江北望江，种桑养蚕仍很兴旺。这里的土壤是东江冲积土，疏松肥沃且平坦，灌溉方便，很适宜种桑；东江流经此地，提供了便利的水运交通，为蚕茧的运输创造良好条件。据了解，1938年前望江种桑面积达100亩以上，年产蚕茧200～300担。所产蚕茧全部由水路运往南海、顺德缫丝织绸。1938年10月日军侵犯广东,丝厂倒闭，蚕茧卖不出去，望江桑田不得不锄掉，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新中国建立后，惠城蚕桑生产于60年代初又重新搞起来。50年代末60年代初，广东全省曾掀起养木薯蚕热潮，影响所及，惠州也掀起养木薯蚕热潮。在东江林场，利用山坡地种木薯，采木薯叶养蚕。当年下角大队也在现市三中一带山坡地种木薯养蚕。但木薯蚕茧质差，产量低，木薯叶产量也不高，因而经济效益不好，于是养木薯蚕热很快消降。人们冷静下来后还是认为养桑蚕好。1964年起，东江林场、下角大队等都改为种桑养蚕，当年4～6月种桑，8月即收获出第一批蚕茧，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从此种桑养蚕逐步在惠城展开。1966年，东江林场种桑17亩，产茧50余担；下角大队1964年种桑12亩，1966年发展至55亩，年产蚕茧200担左右。此外青年农场、花边岭、大石桥、现市汽车站附近一带、市农科所(在汤泉)都先后兴起种桑养蚕。1966年,惠城种桑150余亩，年产蚕茧400余担。种桑面积和产茧量都超过抗战前。

为适应养蚕业的发展，60年代前期,下角率先建起比较高级的蚕房，从珠江三角洲请来有经验的蚕农作技术指导，以提高种桑养蚕技术水平，同时还派人到省农学院蚕桑系培训，提高种养技术，此时下角大队养蚕队不但养普通种，还在地区农业局蚕桑技术人员指导下，养原种(供制种用)，获得很好成绩。

70年代初，为更好地发展蚕桑生产，当时地区农业局接管了桥东创新农场(在大石桥)，将该地办成养蚕制种基地，挂名为：惠阳地区蚕种场(后改为惠州市蚕种场),专门制种供应全惠阳地区养蚕的蚕种，一直至90年代。

1975年后，惠城种桑养蚕扩展至汝湖、小金口、三栋等公社和市农科所(即现区农科所)，而东江林场、下角大队、花边岭、车站附近及地区农科所的桑蚕生产，因建设需要或改种其他作物而先后停业。虽然发展了汝湖、小金口、三栋公社和市农科所的种桑养蚕业，但总面积仍不及1966年，只有100亩左右，足足减少了50％。不过此时新区多采用良种杂交桑种植，年亩产桑叶可达2000余公斤，比老桑(荆桑)亩增桑叶500公斤左右，可增产蚕茧25～50公斤，蚕茧年产量仍可维持400担左右。

1985年后，三栋林场、汝湖农科站及市农科所(现区农科所)近100亩桑田，又因建设需要而被锄掉。90年代初,整个惠城区桑田只剩下三栋木沥管理区20～30亩及七联管理区新发展的20余亩。总面积约50余亩，年产蚕茧约180担左右。惠城种桑养蚕业又一次走向低谷。

(本文承市蚕种场王锐昶同志提宝贵资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