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学习书画，大学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室内设计专业，接触过了陶瓷艺术以后，陶艺让我深深地迷醉，从此不再离开陶瓷艺术。一直以来，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翻阅地方志和研究本土陶瓷文化，深入了解惠州历史。在地方史料里，我了解到北宋时期惠州东平窑有过辉煌成就。除了东平窑，惠州还有三栋镇瓦窑岭、惠东白盘珠镇的白马窑、博罗龙溪镇银岗窑、蚬岗窑等多个古窑。在陶瓷这方面，惠州有过辉煌历史。可是几百年后，这些古窑早已烟消云散。

惠州东平窑始烧于北宋年间，与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并称北宋广东的三大民窑。惠州东平窑始烧于北宋年间（960—1127年），经历160余年的兴衰发展，最后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北宋惠州东平窑遗址于1976年在建设施工的过程中被发现，据《惠州文物志》记载：它由三处堆满瓷片的废窑而成品型的山岗，群众习称"窑头山"，山高8．4至8．8米，范围600×700米。“窑头山窑址：惠环镇东平村，北宋，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42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8米……”（见《中国文物地图集• 广东分册》）。

东平窑遗址发掘后，曾广亿、吴定贤两位先生执笔撰写《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简报》，经由惠阳地区文化局、惠州市文化局、广东省博物馆发布在1977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简报》对出土的瓷器从胎质、釉色、器形、使用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说明。

我对东平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着去弄明白东平窑为什么经历了曾经的辉煌后便迅速消失。纵观陶瓷发展的历史，一个窑系的兴盛，离不开地缘与人才，以及精湛的技术。东平窑有着其地缘的便利，古惠州地区属于东江流域，漕运交通的便利，使得制作原料的进入十分方便，同时对陶瓷成品的外销也有重大的帮助，便利的漕运能减少运输成本，使得产品更易于向外输送，外销的积极对陶瓷生产的刺激是及其巨大的，惠州古港口遗址曾出土大量外销陶瓷便是明证。古惠州地区的客家文化从中原地区流入，带来了大量的技术与人才，同时，也与中原地区交流不绝。从东平窑遗址考古可看出，当时东平窑生产的陶瓷，与中原地区的名窑窑系在审美特征、制作工艺等方面，都是有着联系的。地缘的便利，人才的培养，技术的完善，促成了东平窑的兴盛。其后东平窑的消亡，在我看来，也是应该从地缘、人才、技术三方面去探究。元明已降，地缘的便利慢慢从惠州地区消失。尤其是明清时期，外销的重心落在了漕运更为便利的广州地区，惠州失去了地缘的优势。外销的衰落造成了人才的流失，人才和技术向广州地区流动，在带动广州地区陶瓷产业兴盛的同时，加速了惠州地区陶瓷产业的衰亡。

东平窑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古代经济、文化发展潮流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在深入了解东平窑辉煌的历史后，我牵头发起了重燃东平窑薪火的研究，并建立起惠州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与诸位学者、艺术家群策群力，砥砺前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慢慢摸索出一个集艺术创作、艺术研究、文化传承为一体的现代东平窑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到，重燃东平窑的薪火，并非是简单的将之复活。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社会的资讯发达，前人研究的成果我们都能轻易的得到，同时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使模仿、还原古陶瓷的生产技艺都能变得便捷。然而，简单的模仿、还原，终究只是得其形而非得其神。我们研究的方向不应该囿于追求技术的还原或是对技术的极致完善。现代工艺美术提倡的匠心精神，这里面就包含有一种文化属性——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就是说再极致的技术，也应该是为了体现文化而服务的。重燃东平窑薪火，我们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历史文化的研究上，从文化上追本溯源，提炼更符合当世价值观的文化内涵。重燃东平窑薪火，不是简单的重新建立窑炉，重新按照东平窑曾有的制作技艺去烧制陶瓷产品。而是深入研究东平窑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挖掘，提炼，并赋予其当代新时期下的更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内涵。通过重燃东平窑薪火这一历史、艺术文化研究，不断总结创新，不断挖掘思想深度，只有这样，重燃东平窑薪火才有其时代意义，并能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