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志·艺文卷》是广东省出版的新编县市志中的第一本艺文志。关于艺文入志情况，笔者查阅了广东新编18部县（市）志，艺文的内容主要见于文化编的文学艺术章节（少数亦见科技章节）和附录部分，书目所列大多是清以前的诗词和该县当代获奖的文艺（或科技）作品，仅有几部列有学术论著。艺文见于附录者，多为历代旧志序文，少数有古诗词、碑记、论文等。据不完全统计，18部县（市）志中，艺文含量最多的是《南雄县志》，占总篇幅8％，《东莞市志》占7％，《增城县志》占6％；而艺文含量最少者仅占0.3％，不足1％者有4部。在18部志书中，艺文含量占总篇幅的平均数是2.8％。艺文入志的质量也不高，如所列书目，大部分只录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和出版社名称，没有出版具体年代（古代者则有朝代名称），也极少有作者简介，更谈不上有作品提要了，因而其实用价值不强。不少县志录当代的艺文只录该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活动得奖的作者和作品，很少收本地人士在外地所写的著作。新编县志艺文的内容虽有存在，但与艺文志的要求差别较大，因此，第二轮修志必须重视艺文志。 传统方志非常重视人物志和艺文志，其所占志书总篇幅的比例较大。笔者案头有清康熙十四年（1675）《归善县志》，县志中之词翰志（即艺文志别名之一，尚有经籍志等称呼）约占总篇幅33%；清雍正八年（1730）《从化县志》其艺文志占38%；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水县志》艺文志占24%；清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艺文志占16%；清光绪七年（1682）《惠州府志》艺文志占15%。方志号称百科全书，在众多门类中，艺文能占较大比例说明其重要。传统方志重视人物志与艺文志，这两类所占分量较高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人物志是不会说话的人，由别人记其生平业绩的光辉亮点；而艺文志是记人说的话，即其人之诗文著作，这是别人所不可代替的。而新编地方志却把艺文志过于随意地处理，而不加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第二轮修志要重视艺文（志）的编修，不宜再错过良机了。 艺文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地区某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反映了某个地区在断限内的各个时期艺文发展的动向。也体现出这一地区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这一地区人才状况的具体体现。有不少县志中提到本县人杰地灵，如何体现人杰？艺文志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形式，但可惜的是往往被人们忽略了。艺文志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对了解地方文献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其他著作无法取代的。艺文志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如《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7期发表的金建陵、张末梅《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一文，文中提到姚光的长编专著《金山艺文志》，由于资料丰富，“近年来新编的金山和松江县志书中有大量文献资料来自此书。”同时还提到民国方志中，南社人所修志书不少，其中包括徐信符的《广东艺文志补》、饶锷的《潮州艺文志》等。同期 艺文志如此重要，为何受到新编方志的冷遇呢？探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开始大规模新修志书时，由于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研究不深，1980年在天津举行的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其发出的《关于编纂新县志的初步方案》（讨论稿）中的新县志基本篇目未提到艺文志。1982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起草的《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附件1《新编省志篇目》属志者有30，有文化艺术志含文学、艺术、图书、博物、出版、新闻、广播、电视等等，而没有艺文志；附件2《新编市志基本篇目》，在11个类别中有科教文类含教育、科技、文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含广播电视）、体育、卫生（含计划生育）、文物胜迹、其它，没有艺文；附件3《新编县志基本篇目》共有10编，第七编文化志，包括：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医药卫生、计划生育、新闻·广播、体育、文物·胜迹，也没有艺文。说明上级指导单位一开始就没有对艺文给以足够的重视，影响到地方领导的忽视。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1991年的11年中，全国方志期刊发表的文章约198000余篇，就没有一篇论述艺文志的文章，在此期间也从未听说过有专门研究如何编写艺文志的大型会议。1992年浙江杭州大学仓修良在《中国地方志》发表了题为《新修方志中艺文志不可少》一文，论述了艺文志的起源及其发展，力陈艺文志之重要性及其作用，甚至还教之于修艺文志之简易可行办法，呼吁各地重视编修艺文志。但这只是专家的建议，未引起重视，不重视修艺文志的现象依然如故。二是修艺文志的难度较大，要将断限内的本籍人士著作收集齐全极为困难，尤其是在外地工作的本地人士，长期与家乡缺乏联系，其著作又在外地刊行，收集起来难度更大。由于困难多，所以在志书中记有艺文的内容就感到满足。有人说：“有的志书中虽然没有沿用‘艺文志’的传统旧目，但在《文化》篇或《附录》内设有如‘主要书目’、‘志书辑要’、‘学术著作’、‘文艺著作’、‘诗文选录’等等，不能因为名目和形式的改变而否定‘艺文’内容的存在。”的确，如前文所述，广东18部县（市）志均有艺文内容的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不能以此为满足，新志所存在的艺文数量少，质量不高，有许多不足之处，也是不争的事实，对新志中的艺文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笔者并不主张一定要把艺文独立成志或独立成卷，这完全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第二轮修志首先要把县志（包括县级市和区）的艺文部分搞好，打好基础，然后市及省的艺文志才容易修成。艺文并没有相应对口的行政单位承修，要依靠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亲自动手，需假以时日方能达到目的。《惠州志》编辑部同志知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其敬业精神值得学习。新编《惠州志》迟迟未能面世，其原因与此不无关系，而惠州市、城区领导理解修志之难，大力支持《艺文卷》的编修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读过《惠州志·艺文卷》之后，感到该志有不少特点，兹简述如下： 一 、 体例——与时俱进 旧志艺文志，多采用分类堆砌式结构，将历代文人所写的奏疏、条议、记（修庙记、修学宫记、修祠记等）、序（初修或重修县志序及各类文章的序言）、诗、文、论、赋等等分类堆砌，散而乱，整体性不强，且多收为官者所撰写的文章。新编《惠州志·艺文卷》的结构是现代章节式结构，上有编，下有目，层层相辖、条理分明；采用以时为经，以事（类）为纬，以著作为主体的体裁，根据现实情况与时俱进，拓展了艺文方面的著作，如艺术作品的美术、书法、摄影、音乐等。以著作为主体的分类编次，完全适用于惠州人才茂盛情况。当然，作为编者必须熟悉每部著作、每篇文章方能确定类别，又参考《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因而该艺文卷之分类亦较为准确。 二 、篇目——特色突出 惠州之出名，在于拥有美丽的西湖，加以宋代文豪苏东坡曾流寓惠州，使惠州名声大增。西湖的美景促使古今文人骚客触景生情留下许多咏湖诗作，自宋至今计有650余首（篇），这些咏湖之诗文是惠州的宝贵文化遗产。流寓惠州940天的苏东坡，写下各类作品580余首（篇），还不包括其他著作。《惠州志·艺文卷》专设《苏轼寓惠集》，广泛搜集其诗文，以结成最为完整的寓惠集。苏轼的寓惠作品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自宋至民国其寓惠作品结集出版过12种，刊刻26次，流传甚广。他的寓惠作品是研究苏轼的重要资料之一，尤其近年来国内外对苏轼的学术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本艺文卷中之《苏轼寓惠集》，以前人所集为基础，又广为收集当代苏轼研究的新著作，为研究者提供新成果，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本卷艺文，不计索引全卷838页，第一编西湖诗词选145页，占总数17.3%；第四编苏轼寓惠集143页，占总数17%，两编共占篇幅总数34.3%，可见特色篇目之突出。 三、 概述——论述精当 概述用2.8万字概括了春秋战国至公元1987共约2750余年的惠州艺文发展的脉络，勾勒出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例如说“宋代，惠州本土人士人文蒙昧未开，表现出主弱客强的特点”。北宋名臣余靖写了许多作品、大文豪苏轼在惠州流寓近3年作品580余首（篇）、著名作家唐庚谪居惠州5年作诗文300余、苏轼之子苏过、诗人彭汝蛎和刘贡父、抗金名将李纲、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和刘克庄、词人白玉蟾、民族英雄文天祥等先后踏足惠州留下不少上乘之作，而惠州本土士子们著作量少质差，处于劣势，然而他们正是从这些名家之优秀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逐步树立起自信进取精神。所以到了明代，情况大为改变，“惠州人文兴盛，名声鹊起”，如有时人称之“湖上五先生”的叶萼、李学一、叶春及、叶梦熊、杨起元等人，他们的文章道德勋业节操显赫一时，尚有后起之秀吴高等10余人，共“约有38位学者著书126部”。清代，“惠州文坛持续了明末的繁荣”，“惠州文学大体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起伏和发展”……。 这些论述不需再多的罗列，概述的优点就在于极其明显地看到惠州艺文发展的总趋势，它具有惠州艺文发展史略的性质，分期明确，内容精要，详略得体，评论精当，颇具学术价值。 四、内容——学术价值高 从艺文卷整体来看，除上文提到概述具有学术价值外，特别令人欣喜的是设有第七编作品提要，该编对宋以来至下限1987年这一千多年的各类著作，含方志、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军事等方面160多位作者，所著的170余部著作写作者简介，并摘其要点、考其得失、慎审评价，这种提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难能可贵。《四库丛书总目提要》成书距今已有220余年，由于写得好，其对著作广泛评价，合理得体，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重视而多有引用，成为不朽之作。而《惠州志·艺文卷》的作品提要，因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为文史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这是无可置疑的。 五、索引——多达5种，利于检索 在全国新编方志中，《惠州志·艺文卷》可说是索引最多的，共有5种：（一）惠州四部旧志所载作者和作品索引；（二）本卷作者姓名索引；（三）本卷人物笔名、别称、字号索引；（四）本卷主要地名索引；（五）本卷作品出处索引。编者切实为读者着想，不仅为读者查阅本书的作者姓名、主要地名、作品出处提供极大的方便，而且也为读者查阅其他惠州史志提供方便，如四部旧志索引，标出嘉靖《惠州府志》、乾隆《归善县志》、光绪《惠州府志》、民国《惠州西湖志》所录载的所有作者和作品在志书的页码，按作者姓氏笔画编排，使读者瞬间就可查到某人在四部旧志中的作品。又如人物笔名索引，可通过笔名、别称、字号查出人物姓名及小传。这一功用已不限于艺文卷，在一定范围内也可帮助读者解决其他著作有异名无正名的问题。无疑，这种具有学术价值的索引，必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最后，笔者建议《艺文卷》有机会再版时可加设补遗一项，一是增加本书出版后新发现的惠州艺文资料；二是将所存一些编者认为不合入选标准而未入志的资料列一书目，记作者姓名、书（篇）名、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等有关内容，以利于感兴趣的读者查找，帮助读者扩大信息量，亦不失为明智之举。 （本文原载2005年第5期《中国地方志》，作者是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惠州志·艺文卷》由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市民协会员邹永祥、吴定球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