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惠州历史上，尚未发现早期智人活动的遗迹，我对于惠州远古文明的遗存认知有限，但这一有限也是有故可述的，它就是距今约5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惠州陶瓷从已发现的古窑址来看，品种及类型与当时中原发达地区的某些窑口，有着不同程度的交集，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惠州陶瓷的历史脉络与惠州社会发展历史大约是同步并进的关系。仅此而言，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惠州的历史与文化，因为它蕴藏着丰饶的物质与精神的宝藏。仅就惠州北宋东平窑而言，认识它、学习它、继承它，已使得我们的内心，能够给予自我以无尚的祥和、愉悦与超然。
那么，就让我们以北宋东平窑为话题，探研惠州这座文化宝藏的“身世”秘密吧。
一、 北宋惠州东平窑
1976年9月29日，惠州市外贸单位因在郊区公社东平大队窑头山修建房屋，挖掘地基时意外发现大量古代钱币，后经上报文化部门并进行现场调查证实，该地点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古瓷窑地址。
1989年9月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中，对窑址的规模进行了如下说明：“窑头山窑址：惠环镇东平村，北宋，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42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8米……”
在1977年第8期《文物》杂志中刊登了曾广亿、吴定贤两位先生执笔撰写，并由当时惠阳地区文化局、惠州市文化局、广东省博物馆发布的《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简报》。在该《简报》中，对出土遗物作了瓷器、窑具和铜钱三大分类。
其中“1 、瓷器的胎质、釉色和器形”谈道：“瓷器的胎质大致可分白胎、灰白胎、灰胎、淡黄胎和砖红胎五种。釉色有青、青白、酱黄、酱黑、酱褐、青褐、淡黄、淡灰、白釉九种。此外还有白陶衣和砖红陶衣。瓷器全部采用普通瓷土制胚，胚土经过反复淘洗提炼，纯净细致。”“瓷器的器形有碗、碟、盏、杯、盅、罐、壶、瓶、炉、器盖、瓷枕、小狗、弹丸、吹雀、小葫芦和雕塑残件等。”
出土的瓷器从使用的功能上大略可分为餐具、酒具、茶具、香具、用具、玩具等六大种类。
中国古陶瓷研究学术泰斗、《中国陶瓷史》第一主编、故宫研究员冯先铭先生在其所著《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发现》一文中，简略地记述了“惠州窑”（即惠州东平窑）：“一在市东3公里的窑头山，以烧青白瓷为主，但釉色不稳定，有青白、青、淡黄、浅灰等色；装饰有印花和刻花，纹饰题材内容丰富，造型也多种多样，潮州窑烧制的器皿，这里大部也有。”在冯先生担任主编，耿宝昌、杨根先生担任副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一书中，对“惠州窑”语焉甚详。重点提到：“其中青白釉碗、杯、壶、青釉浮雕莲瓣纹炉，酱釉碗、杯都是此窑有代表性的产品。”这也算是对东平窑工艺水平在北宋众多民窑中达到一定水准的肯定吧。
在广东省古陶瓷研究专家曾广亿、宋良壁先生所著《广东陶瓷的历史》一书“宋代鼎盛时期的陶瓷”章节中，我们再次看到对惠州窑（即惠州东平窑）的精辟论述：“惠州窑烧造的瓷器，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也相当高超，各种瓷器的纹饰也很复杂，归纳起来有印花、刻花、雕塑、镂孔等，都很精致。图案结构富于变化，按不同器形、位置来布局。如碗、碟类一般采用团形图案结构，缠枝菊花碗，内壁模印六朵菊花环壁对称，加上枝叶分布全身连成一圈，看起来花叶纷披，互相呼应，俯仰有致，加上釉色相映，十分雅洁。刻划牡丹花的线条也显得很灵活生动，构图上均匀自然，在器外弦纹之下，还刻上整齐的花瓣环壁一周，表现了北宋制瓷艺人熟练的手法。刻划卷草纹的还间加篦梳莲花纹，看起来调和统一。碟类绘蕉叶纹的，有双线和四线之分，线条活泼生动。有些碟内刻花不多，但也富于变化。”
二、北宋惠州东平窑与北宋广州西村窑
无可否认，《简报》至今仍然是了解、认知惠州北宋东平窑最为客观、系统、权威的论述。
1978年7月，当时的惠州市革命委员会颁文，确定惠州北宋东平窑为“惠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从《简报》中还可读到一段与其“身世“有关的重要论述：“再进一步从瓷器的器形、釉色、花纹等特征观察：Ⅰ式刻花蕉叶纹青釉碟，Ⅱ式酱黑釉罐，Ⅱ式酱褐釉青唇碗，Ⅲ式灰釉碗、斜条纹刻花碗和广州皇帝岗、潮州笔架山北宋窑址所出的同类器形大致相同；Ⅱ式灰釉碗，平口沿洗，Ⅲ式青釉缠枝菊花碗与陕西铜川耀州、广州皇帝岗、潮州笔架山北宋窑址出土的同类器形或花纹也基本一致；漏斗状和圆筒形匣钵也与皇帝岗、笔架山所出的同类器形完全相同，故窑址的相对年代应是北宋无疑。”
在这一段叙述中，我们发现，它不仅明确提出了该古窑址的断代年份为北宋。同时，它也间接指出惠州北宋东平窑与广州西村窑乃至耀州同官窑窑口之间的谱系联系。
申家仁先生在其所著《岭南陶瓷史》“第五章”之“二、宋代岭南日用陶瓷的美学特色”中，从四个方面对广州西村窑与惠州窑做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其一：“广州西村窑的碗、碟内壁多印缠枝菊花、碗心印一朵团菊。惠州窑的碗、碟也多有印花、碗心也是一朵团菊，内壁印的菊花比广州西村（窑）多，常是六朵，花叶纷披。”其二：“广州西村窑广泛使用刻划纹饰，几乎所有器物的显见面都进行刻划装饰，或刻各种花草，或刻动物图案，或刻弦纹等线条纹。惠州窑多在碗、碟内刻双曲线纹，牡丹、蕉叶纹等，外壁刻菊花瓣。”其三：“广州西村窑的装饰纹样很注重花叶形象的正反开合，俯仰有致和勾勒线条的流畅、生动，有些花草用浅色釉绘出后，再以深色釉勾勒边沿，浓淡相映，形象突出。惠州窑特别擅长于将花朵、枝叶构成复杂的团形或环形结构，花叶相映，枝蔓流转，活泼自然，显出勃勃生机。”其四：“广州西村窑出土有小狗、骑马人、吹雀等；惠州窑出土有瓷玩具如小狗、吹雀、小葫芦和一些雕塑残件等，小狗有卷尾的、有蹲坐的、有站立的、还有头作倾斜状的或仰视的，造型生动逼真，表现出了陶塑艺人高超的艺术才能。”
胎薄、釉匀、造型精巧是惠州东平窑成熟青瓷的一大亮点。此外，若以瓷器器型做比较，香薰、执壶、印花碗等，无论从规格还是纹饰，它与广州西村窑相似度均达到了几近相等的程度。开一个小玩笑，一般的发烧友可能无法分辩出那件是“哥窑”，那件是“弟窑”呢。
《广东陶瓷的历史》之“宋代鼎盛时期的陶瓷”一章，在论及龙窑技术的运用时强调：“当时瓷窑进行了全面改革，各地烧瓷普遍采用观察窑温的“测温标”，这是掌握科学方法烧瓷极重要的一环。瓷器烧成温度一般约1250至1300度左右，烧造的白瓷有不少是白中泛青，青釉瓷亦闪闪发亮，鲜艳夺目，这和烧窑时还原技术的熟练掌握是分不开的。已发掘的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和惠州窑，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北宋窑址，其产品主要是以外销为主。”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中载：“广州西村窑不见方志记载，1956年广州市文管会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烧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绘、青釉及黑釉等几种。”“西村窑青釉标本之中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除釉色不同，碗外刻线呆板、胎土与制作稍嫌粗率之外，看不出与耀州窑有什么区别”。“广州西村窑烧制的印花青瓷无疑是受到耀州窑的影响，纹饰与耀州窑极其相似，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西村窑缠枝菊印花青瓷有与耀州窑相似的，也有略有变化。这可能是为了大量出口印花青瓷，原版印花模具不敷应用，以复制或翻刻方法制出模，以满足烧造大量外销的需要，因而花纹有了一些变化。”
《广东陶瓷的历史》之“宋代鼎盛时期的陶瓷”对广州西村窑也下了这样的定论：“总的来说，西村窑的产品与南北各地名窑如越窑、磁州窑、耀州窑等产品都有相似的作风，其原因可能是上述瓷器通过广州外销受到影响，但与著名的龙泉和建窑都不相同，这是因为这两窑南宋才著名，所以不曾爱到影响。”据《广州市文物志》一书，所载录对“宋西村窑址”介绍也指出：“产品中的橄榄青釉印团菊和缠技菊纹的碗、盏、碟、大盆，无疑是仿耀州窑器制成，而周边刻花，盆心绘酱褐色釉菊纹或牡丹的青白釉大盆，则是西村窑特有的产品。”
无论窑炉窑具的龙窑和匣钵；还是工艺技术印花刻花；以及瓷器胎质、器型、釉色、装饰等诸多客观条件均较为匹配；加之部分权威的学术论述观点的佐证，北宋惠州东平窑与北宋广州西村窑体貌相似，血缘相同，二者之间应存在工艺制作上的“亲戚关系”。
三、 北宋耀州窑与耀州窑系
无论《简报》也好，《图典》也罢，北宋惠州东平窑的陶瓷制作技术脉络均已直接或间接地指向耀州窑。
我们常说的唐诗宋词，所指的是这两个朝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代表性的卓越成就。但我认为，它还可以表达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工艺史上绚灿的篇章。那就是唐代的丝绸，宋代的陶瓷，这样的“唐丝宋瓷”呈现出华夏文明的绚烂彩锦。
宋朝，是中国陶瓷艺术最灿烂辉煌的朝代。
耀州窑始烧于唐、发展于五代、兴盛于宋朝、继烧于辽金……
耀州窑遗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还被评为20世纪全国百项考古重大发现和陕西十大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先生，在《中国耀州窑》大型画册里所写的前言谈道：“耀州窑是我国古代的著名瓷窑。在唐、五代、宋、金时期，曾是中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非常广泛的窑场之一。是继唐代越窑青瓷之后，在我国青瓷发展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一处窑场，被誉为我国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还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宋金时期六大窑系（亦或八大窑系）之一的耀州窑系的代表。”耀州窑博物馆前言这样说道：“耀窑创烧的陶瓷产品不仅深受平民百姓喜爱，还曾得到皇室贵胄的青睐，并作为外贸商品远传外域。而‘巧如范金，金比琢玉’的宋代青瓷，更是耀瓷群秀中的翘楚，以其精巧秀丽的造型，典雅温润的釉色，丰富多彩的纹样，灵活生动的构图以及娴熟的工艺技法，被誉为‘宋代刻花青瓷之冠’”。
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已达到瓷器刻制所能表达的审美极致，这一观点毫不夸张。该馆介绍青釉刻花瓷器对其技法也作了简要介绍：“刻花青瓷是宋代耀窑最大的亮点，满盛着耀窑的鼎盛气象。独具的典雅风韵与清寂之美，为它赢得了‘宋代刻花青瓷之冠’的名声。其制法，先在瓷坯上以直刀刻出外轮廓，继用斜刀将其剔成斜面，细部纹饰用篦划法制作。施釉烧成后，器表面阶由浅及深，纹饰凸显，恍若浮雕，颇富层次感与立体感。”
《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简报》一文“结语”之“3、北宋时期惠州瓷业的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一节中论述道：“出土的瓷器全部采用轮制或手轮兼制，器形规整，厚薄均匀。”
该叙述与耀州出土的《德应侯碑》：“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如出一辙。这也说明耀州窑对北宋惠州东平窑的制作工艺有着直接影响。
《中国陶瓷史》在“耀州窑系诸窑”中论述道：“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兼烧黑釉、青釉、白釉瓷器。五代末迄宋初受余姚越窑的影响创烧刻花青瓷，故耀窑青瓷有‘越器’之称，刻花以犀利洒脱闻名，除刻花外兼烧印花青瓷。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有河南省境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村窑和广西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广州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之仿烧耀窑青瓷则是为了外销，可见宋时耀窑器影响之广”。这一对耀州窑系的权威论述，非常地言简意赅，简洁明了。但未将惠州东平窑列入“耀州窑系诸窑”，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四、 北宋耀州窑贡瓷与越窑
类冰类玉的青釉瓷可谓“天之绝工也”。耀州窑的地位之高还因它有着“贡瓷“身份的记载。宋代叶真《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耀州紧华原郡……贡瓷器县六。华原、富平、三原、云阳、同官、美原。”再者，《德应侯碑》记载耀州窑为全国唯一由“贤候上章，天子下诏”，“奏土山神封德应侯”的制瓷窑场，足见耀州窑在中国古代诸窑中的作用和地位。以此推断，这或许是耀窑或因制作贡瓷所得到的褒奖。
耀州窑曾于北宋某一时期，成为官搭民烧的贡瓷作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封建时代，尤为注重礼制及等级，或许耀州府专为北宋宫庭制瓷而设有专门窑炉，这一推理，就中国古代的礼制和法统而言，逻辑上的合理性是存在的。《景德镇陶录》也有类似记载：“耀州在西安府。宋烧青器。色质皆不逮汝窑。”耀瓷的“官”字款，“大观”、“政和”年款印都为其打上了“贡御”的烙印。甚至引发出“柴窑”的学术之辩……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耀州出青窑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越窑烧制的青瓷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法门寺出土的传世秘色釉瓷使是其佼佼者。唐代越窑青瓷的成熟，使其与邢窑的白瓷成为当时陶瓷工艺的象征符号，由此形成“北白南青”为代表的唐代陶瓷工艺巅峰的格局。而耀州青瓷的崛起及其它所缔造的高峰，以及对国内各窑口的影响都成为了中国青瓷史的经典传奇。“巧如范金，金比琢玉”成为青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标准及最佳礼赞。
在此顺便谈谈，“瓷”字的起源与秘色釉关系密切。汉太尉祭酒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我们只能找到“陶”字，而无“瓷”字。秘色釉问世后。唐陆龟蒙七绝句子：“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其中只说越窑，未见“越瓷”。瓷器的出现，不仅为人类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丰富了中国汉字，由此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名片。
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智慧地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华夏文明。据说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近千年里，中国的科技和经贸始终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由于处于农耕时代，受文明体系的制约，不像今天科学研究扩广与科学技术运用如此发达。中国古代文化建设方面千百年来独尊儒术，或因科举取士而注重四书五经之国学外，以地方志与族谱所修最为根本和详尽。古人做事更多地注重个人经验与师承。以至如此灿烂，浩如瀚海的文明之光未能远惠后人。至今留传下的著名著述也只有数得着的《鲁班经》、《天工开物》等。陶瓷方面仅见《景德镇陶录》、《陶雅》、《饮流斋说瓷》等有限的专著。查阅北宋著名的耀州窑的历史著述世间无存，仅见于弥足珍贵的《德应侯碑》及其它个别碑刻，当地《同官志》等典籍，可见到片言只语的零星记载。
要想对古代陶瓷制作技术原理一探究竟，其难度可想而知，最客观有效的方法便是等待窑址的科学发掘所披露的详实信息。
在我们有限的了解中，已知东平窑与其附近的朱村窑，乃至陶友提供的博罗某窑址瓷片标本大致相同这一新的发现来推测，北宋惠州东平窑有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窑口，而是一个窑群。若其被确定为事实，它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宋代惠州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规模乃至经济影响。
对此，理清“东平窑”身世的脉络，解开其身世之谜，就变得尤为重要。
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惠州，这件历史文化珍宝——北宋惠州东平窑，我们既有理性的认知，也有感性的情怀。当我们站在耀州窑博物馆的大门前时，终于有了“赤子回家”的感受。接待我们的该馆王箫东老师事前了解了我们此行的来由，他说了一句对亲人才会说的话：“早该来了，早该回来看看了。”那一刻我们的眼眶虽已湿透，但内心却是澎湃不止、温暖如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