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书名号的《南风窗》，许多人都知道是一本创刊于1985年4月的时事政治类综合月刊，由于其先后荣获“中国双百期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广东省十佳期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期刊”等荣誉，所以是一本口碑不错的杂志,对其再一无所知的人，上百度一搜索，起码列得出几百条有关信息。然而上世纪70年代才流行的带引号的“南风窗”意味什么，眼下的青年人恐怕说得出来的就不多了。但，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象则还是十分鲜明的。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能逃的旧势力人员许多选择逃到港澳，因为当时那里还是外国的殖民地，属于敌对势力与大陆接壤的反对我们的桥头堡，据说许多特务都是从港澳派过来的，如50年代著名电影《羊城暗哨》里代号209的特务以及60年代著名电影《跟踪追击》里携带炸药入境搞破坏的林永贵；许多坏人也是想从宝安、深圳潜逃出境，如60年代著名电影《秘密图纸》里的女特务方丽和老奸巨猾的古仲儒。我还依稀记得，50年代初期流传过某一天边境放开允许自由通行结果当天就有若干人员出去后再没回来，这在当时一部分找不到工作的人员中泛起涟漪——可见当初的边境还没有一下子封锁得那么严密的。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如惠州的一个离休小学教师陈某2012年亲口告诉我，她在解放初期就提过建议要加强边防保卫，不料在“反右”中变成了她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口实，成了她“戴帽”接受千人批斗的四大罪状中的一条。她认为够冤的。后来有关方面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就建立了御敌域外的铜墙铁壁。不过随之好几个十年，分居两地的亲戚朋友就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了。

有形无形的墙还是挡不住亲人间血浓于水的联系的。比如我家在1958年父母被划为“右派”，随即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困难时期，在香港靠替人刻蜡版、改作业、看房子勉强糊口的大伯得知后，硬从伙食开支中掰出部分买了铁罐包装的牛油或猪油分几次寄给我们。父母为了躲避有“海外关系”的嫌疑，通知大伯不要写寄出地址，尽量先寄到广州我堂大哥处再转寄；被人看到就说是广州寄来的；领邮件时尽量低调不给人知，经常都是二哥去签领因为小孩不惹注意—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我们可不敢被人说想削弱那堵墙的作用，那罪名可是谁也担当不起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后来果然有恶邻为打击父母，跑去告密，于是有一个晚上二哥被保卫人员叫去问话。二哥只说是广州寄来的。问话的保卫人员勃然大怒，立马拍起了桌子！好在二哥够机灵，马上顺势嚎啕大哭，总算是搪塞过去了。这段期间能感受到“外面”吹过来的和风拂面，已属不幸之中难得的幸运了。父母都曾郑重叮嘱我们，要永远铭记大伯的恩情。

70年代早中期，“文革”那一套在民众中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港澳一些文化人士的反调也越唱越响。我先是在姨父家看到金庸著的《射雕英雄传》，觉得很过瘾，看了开头就不愿放下了。但姨父告诉我，金庸的小说是被禁的，所以书是香港的朋友偷偷带进来的，不方便借给我回家看。于是我一个通宵把它看完。过后回味，郭靖这个主角历经磨难志不堕，潜心习武终大成，惩恶扬善求公道，甚至舍身救民杀敌酋，这些故事好像不应被禁的呀。直到过后若干年，县里新华书店进了一批港版书供内部发行，我家得以买到一套《笑傲江湖》，看到金庸亲自撰写的前言和看完整本小说才知大师对“文革”流行的那一套形式主义和个人崇拜嗤之以鼻公然笔伐，才对受禁原因理解一二了。这样的港版书也买得到，说明那墙也开始有缝了。

直到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了，要搞活经济，引进外资，港澳人才被视若拱璧，大受欢迎，可以自由回来探亲了。可惜大伯已过世，我们只见过几次和他同甘共苦几十年的细伯娘。但1977年我家又遇上一件喜事：自小因外祖父家贫儿女多养不起而被送人、已有几十年没音信的国标阿姨主动联系上我妈妈，第一次见面就送了一份厚礼——一台17英寸的乐声黑白电视机。要知那时这方面是相当落后的，1976年要看毛主席逝世追悼会的现场电视转播，县里才有几个单位买回电视机，依时开车到老远的高山上启动带去的发电机供电才算看到点模糊的影像；1977年县里建立了微波转播台，但信号差，特别是国产电视机质量没保障，像我当年所在的粮所那台14英寸电视机，经常是调出了影像没了声音，调出了声音屏幕上只剩下一片“雪花”（这个单词现在不常用了，恐怕也不是这种用法了，但那时用来描写电视机屏幕状况可是标准用法），围观的人群急得直跳脚。我们一下子拥有了一台进口货，所以每天晚上家里都门庭若市，来看电视的熟人生人挤满了房间。大家都感概，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窗口确实能帮助提高生活水平！因为港澳都在南面，后来社会上就流行开了“南风窗”的说法。

多年后，县里才组织了第一批进口彩电，但要凭票，还要先交预售款；我则直到1988年才买第一台18寸的彩电，索尼牌的，价格相当于一年多的工资总和。这样一对比就可知道70年代那台电视的难得了。

其实阿姨还带回过不少东西。如四个喇叭的双卡收录机，能收能录，还可转录好歌送人，音质比国产半导体收音机的好多了，一响起来惹得多少人侧耳，特别是父亲一早一晚配合柔和音乐一招一式中规中矩地打太极拳时吸引多少眼球；当我和表弟表妹考上大学时，阿姨专门给我们三个寄来电子计算器还是函数型的，在班里算是很拿得出手的那类；还有衣服，穿过的没穿过的，毛衣外套，还有当时很“威水”的太空褛——那是一袋一袋地拿回来，对当时还是每人每年一丈三尺六布票的人们来说无疑有巨大作用。这就像在密实了几十年的墙上开了一个窗，这个窗不但向南，而且还有许多能吃能穿、好用好玩的东西递进来。这就是“南风窗”的真正含义了。

那现在为什么不提“南风窗”了？我的理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水平的大幅提高，现在开的何止是窗，整个门都大开了，对外，来的都是客，充分表现出全国人民的大方、自信；对内，充分提供出境方便，像我们家的每个成员也都有数次参加过港澳旅游或“自由行”的经历；而且还有多少东西我们造不出、还有多少东西我们做不好，无需一味唯外国马首是瞻要靠进口了，窗的功能淡化，这个曾经的热门名词也就逐渐消融于无形中了。然而，我们还是要记住“南风窗”这一现象——起码，从大处说，这可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幕惊天大戏的重要的第一幕；从我家来说，这也是当时衣食方面的及时补充来源，现在回看，南风窗开启之时，也正是我家命运转折开始一天天好起来的起点。年青人可能没什么印象，我们这一辈可不会轻易忘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