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29日，惠州市郊区公社东平大队（今惠城区桥东街道东平村）窑头山惠阳县农机仓库基建工地，在劈山平地时，发掘出210多公斤古铜钱，共5.05万枚。惠州市文化部门闻讯后，即派人到现场调查，发现埋藏铜钱的地点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古窑址，并于10月10日至21日进行发掘，经发掘清理，确凿此窑为北宋窑。

出土的窖藏钱币，均穿系成串，按南北方向整齐排列叠成五层，埋葬在长方形的竖坑，显然是窖主有意识将这批难以携带的铜币埋葬在废窑堆上。出土的铜钱种类有自汉半两至南宋初年的建炎钱共50多种，其中北宋钱30多种，占总数的91.55％，最晚最少的宋钱是建炎钱，其中有一枚越南“天福镇宝钱”。该钱径2.4厘米，重约3.2克。面文楷书，直读，字体淳朴灵秀；背穿上铭一“黎”字以记朝代，俗称黎字钱，为越南（安南）黎朝天福五年（984，宋雍熙元年铸）。

关于“天福镇宝”因何流入惠州：对外贸易导致“天福镇宝”钱流入惠州。

安南（现在的越南北部至中部）在五代以前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有效统治之下，秦始皇时属象郡，汉武帝平南越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魏晋至隋设置交州，唐初置交州总管府，679年改为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交州，“安南”之名由此而来。宋乾德六年（968），厂部领平定“十二使君之乱”，建大瞿越，号大胜明皇帝，从此安南不在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之下，而是成为一个“藩属之国”。

中国的钱文化深深影响着越南，日本，朝鲜，南洋群岛，东南亚地区。这些国家仿效中国铸制方孔圆钱，这些钱使用汉文，大小、重量、款式与中国铜钱差不多，容易被我国百姓接受。他们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与中国铜钱混合流通使用。特别是越南，受中国影响较深。“越南铸钱品名比日本和朝鲜多，流入我国南方，与我国货币混合流通情况较多见”。^①唐于广州首设市舶使，北宋“天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专门管理买外贸易，以来远人，通远物”。其时对外贸易发达，东南亚，南洋群岛，中亚等地国家前来贸易通商。发达的对外贸易刺激了岭南的陶瓷业。惠州“东平窑”成了粤东第二大陶瓷生产基地，其生产规模大，工艺水平高，产品种类多。很多品种与潮州笔架山窑产品不相上下，成为外销的热门货。“在菲律宾，报道几年来在布士安发掘的陶瓷，差不多包括了中国方面报告的所有类型”^②“广东生产外销瓷的窑址，在国外和我国境内航线发现其产品的有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惠阳窑……”^③可见，北宋时惠州生产的瓷器确实有销往海外的。

惠州出土天福钱地点在窑址之上，窖藏排列有序，显然是窑主有意识埋葬，埋葬时隔东平窑最为兴盛之时不远，由此，似应是东平窑瓷器的对外贸易导引“天福镇宝”钱的流入。

关于“天福镇宝”钱流入惠州的时间。

惠州东平窑址经发掘清理，出土的器物为北宋器物。“东平瓷窑作坊应当始创于北宋初年，直至神宗元丰年间……估计至宋哲宗元祐年间该窑才因故停烧废弃”^④。在废窑堆上出土的铜钱5.05万枚，大多数为北宋钱，年代最晚，数量最少的宋钱是建炎钱，仅占总数的0.009％。即东平窑最迟不超过南宋建炎年间停烧。

“天福镇宝”为安南黎朝黎桓于天福五年（984）铸造。宋初，安南开始脱离中国封建王朝独立，初时政局不稳，黎氏政权及以后的李氏政权不时攻略侵扰广东广西边境地区，加上海患频繁，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方始遣使于宋，请“求互市于邕州……，上曰，止许廉州及如洪寨互市”。^⑤

由此可见，“天福镇宝”流入惠州时间应当在大中祥符三年中越互市后至东平窑址废弃后（约元祐年间），即系1010年至1094年之间。

关于惠州瓷器与越南贸易口岸。

北宋初年设广州市舶司，“掌藩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货”。宋代，东南亚、南洋、中亚、西亚国家及日本、朝鲜频频与中国贸易，广东的广州、潮州、海南岛琼州成为蕃商的通商贸易口岸。唯独越南因其与中国交界“盖边隅控扼之地”，“频海之民数患，交州侵寇”宋太宗“止许廉州及如洪寨互市”。惠州虽处粤偏东，但因其处于东江中下游，水运交通方便，沿江直下广州。贸易货物通过广州再由海船沿广州西面沿海航线远至廉州及如洪寨进行贸易也并非难事。

注：

① 上海市钱币学会主编：《古钱的鉴定和保护》39页

②③ 杨少祥：《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

④ 曾广亿、吴定贤：《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8期

⑤ 缩印版《宋史》、《外国传•交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