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城区，对于现已三十多岁的人来说，“公仔书”这种通俗易懂而有趣的连环画，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因为它们是大众踏上识字与求知的人生路上最亲近最难忘的“带路人”。
公仔书是惠城区人最普通的称谓，因为连环画表现的多数是小方格内人物的活动，惠城人把这种小格内的人物称为“人公仔”，故这些携带方便的小本连环画书便称被为“公仔书”。津津有味地捧读图文并茂的公仔书，是惠城民国时代常见的大众文化景观。从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期，公仔书遍迹于家家户户，人人爱看。很多人肚子里的民间故事、中外历史典故、小说、名著的情节与人物，往往是从公仔书中得到的。于是，在惠城区，出租公仔书便成了一种行业，并有主营兼营之分。主营又分为固定与流动两种形式。固定的是店面积一般多为十五平方米以内的公仔书店铺，散布于街头巷尾，特别是学校附近较多见，店外悬挂厚的纸板，板上贴满各式公仔书的封面，并有新书特别推介栏，多姿多彩的封面画很是招徕读者。公仔书店内大多放几条长凳与一些竹、木小椅，三面墙壁上放有分成好几托的木板架，全都挤满了书，而店主一般坐在门前的玻璃柜后面，柜内也放着玻璃架，摆的多是较新较好看的公仔书。很多时候店内都坐满大、小孩子与成人，他们埋头专注，各不干涉，心驰神往，有的一看就是半天……流动的公仔书档多是档主肩托一麻袋公仔书，来到适合的地段（多是街边骑楼下、大树下等人来人往，不会被日晒之地），先铺上较厚的纸皮(离档主家近的摆书地方，档主还拿来大木板与一些长木凳、小凳)，把公仔书一本本像瓦片叠放在屋顶似的排列好。晚上，多在路灯下的街头摆，一般以租为主，有些也可以卖，民国时期一般价格是：按书的厚薄等买一本港币一毫至三四毫，租是一毫租五本至十本，顾客要的书，档主没有也说有——他总是千方百计在同行中“调剂”。租书回家去看的要收适当押金，另按每本加收一倍的租金，按天计，还书时退回押金。晚上，常见一些人在路灯下挑好几本甚至是一摞书抱回家，全家老少各人抓一本，看完再与别人交换，在以往那漫长的岁月中，公仔书简直是一部小巧的“手中电视”。
兼营方面，主要是一些卖“咸酸档”（惠城一种小食）、杂货店、土产品店，摆上几个木架约百多本公仔书出租。
明清以来，带有插图本的古典小说受人青睐，这些小说每回一幅插图，俗称“回回图”，它反映了大众对通俗文化的需求。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惠城区租（售）书档摆放的多是有回回图的文字书和从广州带来的一些报纸，二十年代中期，惠城有了以画为主的下图上文式的连环画——公仔书。据接触过此类公仔书的老人讲，它们是上海世界书局首创，广州的一些书局大量翻印的，两个地方书局的公仔书都先后发行全省各地，其中有《水浒》、《三国志》、《说岳》等几大套，每套几十集。这些公仔书画面精美，内容丰富，传到惠城未及一年，便老少皆知。“公仔书”一时在惠城百姓中声名鹊起。当时这种公仔书画面上的公仔(人物)一律在身旁注明姓名，一事一图，但连续性有时并不紧凑。约三十年代后，又在画面上增加了人物对话——多在人物嘴前标示一小块地方，写上说话内容——人物开口说话，就更有看头了……以后随着画面连续性的加强，故事性更顺畅，公仔书很快占领了惠城大众文化的阵地。
清朝末年，全国各地流行单张连环形式的年画——这种年画分成五个以上的小格，一般多是五至十格，每格一个画面，连续起来向观众讲述民间或戏曲中的故事。惠城的连环年画大多贴在墙上，引来男女老少观赏，情趣盎然。我祖母年轻时(1905年左右)还见过这样的景象：惠城某些商店的墙上挂着一些外罩玻璃的木制灯箱，内放油灯，长形或形型的箱板上贴有如上述连环形式的年画，也有介绍惠州风光与省城名胜的旅游行程式的画面、最后一幅贴上“某某商家制”的字样，逢中秋与春节，她都会约齐姐妹们去观赏，津津有味。这种形式的年画能吸引人，说明当时大众对连环画的兴趣与需求。其时(清末民初)报刊兴起，其中的单本石印画刊(刊登时事与社会新闻等，看图知事，随报奉送为多，有的是零售周刊)既通俗又好看，图画的内容头尾呼应，这可看作是连环画公仔书的前身。另外是外国一些先进的印刷技术、机械的传入等，都为公仔书的出现创造了种种有利的条件。据老惠州人介绍，随报奉送的画刊与周刊，1916年左右，惠州已有人从广州购进并在书档出售，当时看报纸的多是军、政、知识界人士，而画刊却在群众中广为传播。至二十年代初，这些画刊特别是周刊已成为当时男女老幼皆喜欢的通俗刊物，其刊登的连环画式的图画与内容常常引起街谈巷议。
四十年代是惠城公仔书“问世”以来租、售最兴旺时代。据我父亲说，那时已出现了一些专职画公仔书的画家，如陈光镒、钱笑呆、赵三岛等，他们擅长的题材互不相同，风格各异；加上当时书内文字已一律由文言改为白话，更浅显易懂，而画面间的衔接也比以前紧凑得多，故更能取悦读者。
值得赞扬的是，连环画家们在五十年代末，曾对某些公仔书出现粗制滥造的情况，提出很多改善办法并取得很完美效果。例如由大型出版社精心编绘和推出成套的公仔书，如《聊斋故事》、《三国演义》等，对连环画规范化，成为新式的上图下文；加强了文字的精炼与图文的相辅相成，并取消了在人物身旁注明姓名……这些使公仔书更加尽善尽美，使观看公仔书的读者也更多更广泛。
1954—1966年、1978—1982年期间，在惠州新华书店能买到很多名画家精心绘制的公仔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卖油郎独占花魁》及成套(每套几十本)的《水浒传》等，尤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当时极少见的全彩色公仔书。
这些公仔书的精品对当时惠城的政治、文化活动也有较大影响，记得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我参加城区文化馆展出的画展，想要一些资料，负责美术工作的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地说出一些相关的公仔书，参考后倒也很有实效。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惠城曾举办过很多专题的带政治性的展览会，如土改、反贪污、反走私、反特、忆苦思甜等，其中有很多要用连环画式的组画展出有关内容，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而这些组画的主要作者又大都是没有亲历所展示的环境，故总要在大堆的公仔书特别是一些精品书中寻找有关资料，使组画更真实生动。故多出自年轻美术工作者手中的组画，也能较好地绘制出符合史实与特定环境的画面，令观众加深理解和受到教育的同时，也得到一些艺术上的真与美的感受，故每次展览会的连环画式组画，都很受观众欢迎。可见，公仔书不但内容包罗万象，还是各时代环境及与人类有关的各种物品、器具的大仓库，难怪至今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西游记》的人物造型等还要参考这些深入人心的公仔书形象。
五十年代初，散布惠州城乡多数家庭的公仔书，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是大的，不必说茶余饭后一家人中总见有人捧着公仔书看，有时新租借或新买来了较多本公仔书，则多出现人手一本，沉迷于书中的故事，往往“扰乱”了生活常规（即忘记了习惯的做饭、吃饭时间、洗澡、外出活动等）。
由于公仔书不厚重，且只有巴掌般大小，故在室外工作的人中，有些人袋里也装了本公仔书。这些人多是搞搬运的，架电线的，修筑路、桥等公共设施或房屋建筑等行业工人。每至工间小憩，总有人从袋里抽出公仔书看，遇到好看的书，两旁和背后还挤着争睹为快的工友们……此种现象在惠城郊区农村的田头搞水利、筑堤坝的工地上也是司空见惯的。而当时的图书馆阅览室，更是以公仔书阅读为主，吸引了大批搬运工、散工、进城卖菜的农民，他们放下担杆、畚箕，津津有味地尽情浏览，当然也少不了供销人员、老师、学生；而每逢星期六下午与星期天，更是小朋友与“公仔”欢聚的大好时光。
关于公仔书的销售与出租，解放后一二年间，公仔书的租、售状况基本上是萧规曹随，与解放前差不多，那时城区桥东“原子”等书店都有公仔书卖。后来新华书店成立，除原子店有小部分公仔书卖外，其他书店已改行做文具店等，在新华书店这全市最大规模的图书专卖店里，可见到以前各书店都没有的盛况：公仔书大排大排摆放，琳琅满目，并新增加了不少童话、寓言、解放战争的故事、以苏联为主的外国文学作品等，公仔书的数目与一些新的书种更多更引人。新华书店成立后约两年时间，惠州私营的最后一家书店也没有公仔书卖了，新华书店成了全市唯一的卖公仔书店。此外，散布在惠城街巷的公仔书租书档仍基本保持原有的数目。1956年后，私营店全部走上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道路，固定的公仔书档全部消失，店面改作合作商店，卖百货、糖、烟酒等。此外，经过1958年、1963年两次较大的道路交通整顿，流动公仔书档大减，至1965年左右，在惠城内已基本看不到流动式的公仔书档，偶尔有一二人用单车载百本左右公仔书，于星期天休息日在城郊路口、下角、佛子坳和桃子园附近的树下，临时租给人看，每本一二分钱，一般不准租回家。挣一元、八角，补贴家用。
我读小学时也常抽空去新华书店，请大人帮忙取下木架上的“砖头”名著来“啃”。可是总难以啃完，其中原因之一是一些不认识的字与词语等“拦路虎”常来“阻吓”。故这些“砖头”对我来说，既“很精彩、也很无奈。”此后，真正读完的名著、专著之类也没有多少。但因我自小喜爱公仔书，是“喝”公仔书的“河水”长大的，故我也知晓很多名著、中外故事及科学知识，当时虽然家境贫困，但因能努力积蓄兼“勤工”(放学后与放假期间帮同学家中做小工挣小钱)，倒也买有一百本左右的公仔书，这些书看到滚瓜烂熟时便拿去与其他“公仔”拥有者交换，或便宜卖给别的小孩再进新书。
记得当时有个小朋友竟积聚了近三百本公仔书，我们称他为“公仔王”，三日六夜无事便去他家里“坐”。另外，当时图书馆的阅览室每日也有过百小朋友“排排坐、看公仔”，有时人太多，甚至连台阶、地上也坐满了。一本好看的公仔书，观者后面必定挤满了几个“偷看”的“预约”的人……一本新公仔书在书架上还未“站稳”，几个“麻雀仔”就会伸长手“飞窜”过来，欢呼雀跃……我自然是其中之一。人家说将军“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我看那时代的小朋友(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哪个小孩肚里不装有一千几百个迷人的故事?
“记得‘细时’好，‘公仔’看到饱。”当时流传的童谣中，真实地记录了儿童对公仔书百看不厌的状况。公仔书对儿童的诱惑是无可阻挡的。回想我读小学时，一个同学雨夜到我家叫我陪他去买公仔书，若平时，雨天我肯定不陪他，但听到“公仔书”三字，马上举伞同往。可惜到书店才知那本书已售完。同学为安慰我，便给我讲了新近看到的公仔书——《阿里巴巴与四十名大盗》。我们在雨中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一边走一边讲，也不知“丈量”了多少条街、行走了多少回“街头街尾大回旋”；也不知裤脚湿透了；不知雨什么时候停了……直至一些孩子笑我们“担空遮”（已无雨，白费力撑伞之意）时才醒悟自己的傻!同学讲得娓娓动听，我亦记得分外清楚，时而激动地追问……事后为答谢他，我把袋中的五分钱（一般很少有钱，有也是一二分钱的）全数取出，二人欢天喜地去街边买了一只“牛耳朵”、“麻扭”、一茶杯熟麦豆；一人一串蘸辣酱油麻的美味“罗卜生”（各件均为惠城小食品，每件一分钱），街上的空气清新得很，我们边吃边谈公仔书中感兴趣的问题，那快乐情景至今犹似在眼前。而阿里巴巴的故事至今仍记忆犹新，讲得有声有色……
公仔书不但登堂入室，为大众带来文化生活的“食粮”，令大众获得了知识；同时也孕育出不少文学、绘画等艺术方面的爱好者及一些专业艺术人才。很多人幼年时即接触公仔书，长时期的耳濡目染，使他（她）们从浩瀚的“公仔书海洋”中，象海绵吸水般吸收了不少文学与美术方面的艺术手法……以前惠城区很多儿童，都有因被书中某些人物画吸引而产生学画的冲动，先是兴致勃勃地用半透明纸描下来再绘上颜色，以后更是对着公仔书临摹甚至创作，出版了自己创作的连环画书——公仔书。例如，原惠阳地区东莞县农民画家郭同江，就是公仔书“带”他走上绘画之路。他从少年时画公仔书给同辈朋友看，发展到绘出精美的公仔书原画稿投到省出版社，从“内部发行”到全省公开发行，这更坚定了他绘画的信心，最终成为全省知名的农民画家。又如，广东著名画家单柏钦，也是自小受公仔书影响。单柏钦是惠城区桥东水东街人，自幼家贫，酷爱绘画，儿童时代就已临摹过很多公仔书；青少年时跟人刷油漆，也时常公仔书不离身，并开始创作，以后终于成为知名大画家，并绘制过“雷锋”等公仔书在全国发行。七十年代末我在朋友家中见到他，谈及以前，他坦言：惠城有不少的少年儿童与他一样，是在公仔书这个“博学好客的老人”带领下，凭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手牵手地走上了艺术之路，有的还步入了文学、音乐、美术的艺术殿堂……
八十年代末，惠城新华书店已无人们所熟悉的公仔书，家庭中原有的公仔书也日遭冷落，先是打人“冷宫”，以后更被当作过时物品“与垃圾为伍”，悄然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