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取得最终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具有空前的民族性和正义性，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施了极为广泛的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江抗日根据地作为全国抗日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重视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特殊内涵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依据自身实际灵活运用于客观实践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达到了凝聚汇合抗日救国洪流的目的。本文打算在吸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形成的背景、内涵、特点和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些分析考察，欢迎批评指正。

一、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产生形成的历史背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出兵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从此，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联合抗日成为中国人民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动员各阶级、阶层人们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之中。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 “一二九运动”以及中共《八一宣传》的发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准备了条件。是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全面准确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7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及其基本政策等，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永远叛变了革命”的“左”倾关门主义，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正式形成。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积极争取爱国民主党派领袖和地方实力派，鼓励和扶植他们实施爱国主张和行动，并开展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做耐心细致的工作。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毅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即东征回师通电），决定回师陕北。是年12月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从长远利益出发，分析了当时复杂的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经过多方积极努力，最终促成了和平解决的双方停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召开各界各军救国会议等“六项协议” [1]。“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集团在各方舆论压力和民众爱国激情的促使下，抗战态度趋于主动，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多方努力下的结果，也是国民党内部一部分具有民族情感人士促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利于团结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抗日各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最大能量，有利于驱除日寇，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即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共广东省委领导机构于1936年9月重建后，运用各种形式，发动和领导工人、学生、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东江所属的重点区域惠阳、东莞、海丰、龙川、和平、紫金等县纷纷成立“民众抗敌后援会”、“民众御侮救亡会”、“民众抗日统率委员会”，并组织抗日救乡团体壮丁队、妇女队、少年先锋队和自卫队等，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等。很快，东江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全面地开展起来。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同志在1944年接受《前进报》记者提问时答道：在东江反对派不断进攻之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政策仍然是适用的。因为敌寇仍存在相当强大的反动力量，并使用狡猾的阴谋挑拨离间，以分化我国内的团结。在东江地区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要坚持团结东江前线敌后各阶层的人民和各抗日党派，坚持与各抗日友军的团结，与一切不愿意打内战的军队实行保境安民的合作。帮助各乡村自卫队训练和打仗，建立党、政、军、民亲密的关系；积极打击日寇，肃清汉奸，建立民主乡政；团结国际友人，与一切盟邦战友建立道义上的和精神意志上的的亲密合作[2]（P99-100）。在这里，林平同志根据党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精神，准确阐述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内实施统一战线的目的、内容和途径、方法，从而标志着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理论的正式形成。

二、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特定的内涵，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则是重点建立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统一战线，重点建立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团结、动员和激发一切力量抵御日寇，并最终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是在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基本精神，结合自身特点扎扎实实开展起来的，它与陕甘宁边区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具有密切的联系性、共同性。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同志在1944年11月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东江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各项政策，“与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精神是一致的。”[3]与此同时，由于东江地区自身的特点，决定其统战的对象及其具体措施也具有自身特点。从而，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第一， 团结争取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中共东江地方组织先后引导和组织了以青年为主体的惠青救亡工作团、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整个东江地区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些团体深入农村圩镇，以时事座谈会、专题讲座、文艺演出、夜校学习、出版情报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和全国抗日形势，激发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在这些团体的宣传发动下，几乎所有区乡都建立了“青年抗日同志会”、“妇女抗敌会”、“统率团”、“壮丁队”和“自卫队”等，数以万计的青年男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局面。

中共东江各级组织还积极与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等沟通协商，壮大自身革命力量和统一战线的声势。如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由农民、工人、学生组成，组建初期作战武器很缺乏。队长王作尧在时任东莞县政府“社训”总队负责人颜奇的协助下，通过向东莞县长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从县武器库中取得40多支步枪，每支枪配15发子弹；东莞张广业通过莫纪明介绍在高步买枪、修枪，秘密成立游击小组；黄木芬在宝安观澜乡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吴盛唐和实力派人士曾鸿文的支持下组织抗日自卫队，随后成立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东莞县长岭地方实力派人物吴金水是国民党顽军大队长黄文光的拜把兄弟，经过中共东江组织的教育争取后，积极支持东江抗日游击队，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和经济援助等。

在此基础上，中共东江各级民主政府按照“三三制”的基本原则，在民主建政的过程中注意吸收社会贤达、开明绅士和支持抗战的地方实力派参加政权建设工作。如惠东行政督导处吸收陶陶然、陈浩然等一批地方知名人士参加民主政府文化部门的工作，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增加了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东江各级民主政权先后召开有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共商民主建政问题。如1944年4月惠东行政督导处在大坑乡召开的国事座谈会，就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问题进行磋商，收到了较好效果，极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人士抗日积极性。

而在同年3-4月间召开的路东和路西国事座谈会，由于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纵队高层领导人亲自参加，其影响更加突出。如路东国事座谈会，原拟邀请百余人参加，到会者却有350多人，其中包括港九区代表，渔民代表。爱国知名人士张兆昌、彭东海等，爱国军人代表陈友芳等，爱国名流张友仁、肖荫青、邓怀汉等，农工民主党人士李伯球等纷纷到会。国事会由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和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亲自主持，向各界代表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和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情况，诚恳征求各界人士对东江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减租减息政策等方面的意见。许多代表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不仅在原则上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施的方针政策，而且就如何具体执行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譬如，对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代表们提议由地方政权主持成立有农民和地主参加的仲裁委员会，达到有利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目的。到会代表通电全国，呼吁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国事座谈会后，东江抗日根据地内各项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日益显示出来[3]。

第二，动员东江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回乡抗战。东江抗日根据地毗邻港澳，海外华侨比较多。团结发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回国支援抗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中共东江各级组织利用多种途径，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宣传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吸引和动员他们回国回乡参军参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香港市工委和海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港澳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相继成立各种救亡团体，动员港澳同胞从道义上、物质上积极援助东江人民抗日的同时，分期分批以工作团、救亡团、服务团等名义回到东江直接参加抗日行列。中共东江各级组织则利用各种形式吸引、动员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华侨积极支援家乡人民抗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港澳同胞及海外惠属侨胞迅速行动起来，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给予东江人民以实力支助，并且在直接抵抗日军入侵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8年10月，南洋惠属侨胞得知东江下游地区沦陷的消息，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救国救乡活动。10月30日，南洋各地惠属侨胞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全面负责海外惠属侨胞支援东江抗日武装斗争各项事宜。12月中旬，在中共东南特委的主持下，南洋惠州同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海陆丰同乡会的代表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并于1939年1月在惠阳县淡水正式宣告成立，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东团”的建立及其活动，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中共东江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江华侨和港澳同胞除了组建团体支援东江人民抗战外，还从精神上、政治上、舆论上支持东江人民的抗日斗争。从1938年8月始，东江侨胞和港澳同胞先后组织了15个工作队，12个服务团、队，2个剧团，1个政工队共500多人回到东江，大力支持东江人民抗日。他们广泛深入东江城乡，发放粮食和衣物，免费为伤、病员治病，通过书写标语、制作漫画、出版墙报、散发传单、上演话剧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从一个侧面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抗日。他们通过节日纪念召开群众大会，举办战时小学、识字班、民众夜校，设立阅览室、文化站，举办座谈会，深入各家各户谈心帮助解决问题等形式，鼓励广大群众抗战到底。他们还以民众自卫武装的形式，组建打猎队、联防队、自卫队等，将农村枪支集中起来，武装自卫青年，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准备了力量。此外，从财力、物力上全力支援抗战，是海外东江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形式之一。他们以月捐、难童捐、救灾捐、购机捐、寒衣捐、劳军捐、义卖、义演等多种形式进行筹赈运动。例如，为了长期捐助祖国家乡抗战，新加坡惠侨救乡会决定将新加坡华侨按每户家产的10％捐作支援抗战之用。南洋惠侨救乡会在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决定将所捐资产的10％捐作支援抗战之用，并决定将所捐资金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剩下的20%作为惠州难民救济金。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1年，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共捐献和筹集资金3.8亿元（国币）[3]。

东江华侨和港澳同胞还动员和组织爱国青年回乡参军参战，出现了父母送儿女、妻子送丈夫、家长带领全家一起回乡参战救国的爱国热潮。他们的爱国之举不仅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大批干部和兵员，而且许多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在八年抗战中不畏强敌，英勇为国捐躯[3]。

港澳同胞和惠属海外侨胞在抗日战争期间之义举，作出的重要贡献，首先是民族情感、民族精神、中华凝聚力促使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各级组织和各界爱国人士吸引、促成的结果。如成立于1938年10月底的南洋惠侨救乡会，在11月初派代表抵达香港，即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取得联系，得到廖承志、连贯、叶挺等人的鼓励和支持。1939年11月中旬，在中共东江各级组织的扎实工作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正式宣告成立。“东团”的各项工作得到了中共东江各级组织和各界爱国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在反动势力的破坏阻挠下被迫解散之时，“东团”许多成员的人身安全得到东江抗日民主政权的实力保护，有的人加入到抗日武装队伍之中，有的人被安全护送出境，他们的亲属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的利益也受到优待。总之，东江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抗日壮举之所以得到充分发扬，与东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扎实开展统一战线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三，争取国民党军队中和民主党派中的爱国分子共同抗日。在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既有合作，又有摩擦。在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对国民党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其中，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叛变投敌，随后在南京成立汪伪傀儡政府。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发生动摇，从抗战初期的主动抗日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中共中央通过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后，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政策，即“发展进步势力”是基础，是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极其重要和复杂的革命任务；“孤立顽固势力”是要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另一方面同他们的反动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正确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东江各级组织积极争取国民党军队中和民主党派中的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在这期间，党组织派遣了一些党员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任职，联系上层爱国人士，及时反映国民党顽固派的动态，挫败其反共高潮。如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平准备向东江人民武装曾生、王作尧部队进攻的消息，就是由惠淡游击指挥所任军事课长的党员李一之送出的。另外，包括有一批国民党军官和民主爱国人士经教育争取加入了共同抗日行列。其中，徐荣光在抗战初期曾参加增城民众自卫团，后到国民党独立九旅六二九团任职。由于他不满独立九旅政治反动、经济贪污、生活腐化，于1941年11月率领六二九团第三营第七连的排长、班长及士兵共20多人，携着武器投奔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又如原国民党退伍团长、爱国军人陈友芳，在担任属于中国农工党民主党领导、李伯球武装的大鹏联防自卫队大队长时，经中共东江组织统战工作的努力争取，与澳头自卫大队、万年乡自卫大队联合组成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编入东江纵队战斗序列。国民党惠博紫护航第三中队长朱星和惠紫海联防中队长翁汉奎，不满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经中共东江组织的教育争取，率部起义加入东江纵队行列。原老同盟会员英莫雄，抗日战争期担任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经教育争取，主动从兵力上、物资上、武器弹药上支持东江纵队，在军事行动上密切配合共同抗日。此外，东江纵队还派李嘉人为代表与广西国民党驻军李济琛会谈，获得李部对东江纵队的支持[3]。

第四，加强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建立日军战俘反战同盟。1943年2月，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乌蛟腾会议，针对日伪和顽军多方面进攻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严峻局势，及时作出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十条决定，其中第四条强调，要“时刻警惕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对顽军的进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十条指出：“建立和加强保卫组织，粉碎日伪顽军密探的内线暗杀阴谋。正确执行中共中央的锄奸政策。”[3]乌蛟腾会议彻底消除了东江抗日武装内部一部分人对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存有的幻想，确定了坚决进行反顽斗争和积极主动打击日伪的方针，为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主动出击日、伪军及反击国民党顽军，抗日游击队连连取得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种形势下，部分伪军经争取教育后，向抗日游击队投降。如伪军第三十师的一个连，由连长李正带领，投向抗日游击队；驻东莞厚街的伪军第三十师第八十九团代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梁德明，在王作尧、黄琴的争取教育和策动下，带领全营130多人，携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长短枪120多支，投奔东江纵队。此外，伪军中整连、整排或一二十人反正、起义的约有18宗[3]。

1945年4、5月间，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转移到博罗县罗浮山根据地，敌工科带着战俘驻扎在罗浮山黄龙观。战俘们在我军的教育转化工作后，积极响应当时在延安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冈野进（即野板参三）作出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宣言》，并在6月间先后成立了“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华南支部”、“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和“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反战同盟成立后，盟员积极要求参加反战工作，主动编制日文反战传单，通过部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向日军散发，对日军起到了一定的宣传瓦解作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敌工科和3个反战同盟分成路西组和路东组，参加对日军的劝降工作。他们在淡水、南头、厚街等地，进入日军驻地与日军指挥官和行进的日军对话、谈判和劝降。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力争个别或部分日军携械来投降，或要求日军指挥官缴交部分武器、物资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3]。

1945年10月，国民党反动军队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中形成的共同对日局势，开始对惠东宝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当时，新接收的日军战俘和前来投降的日军已达到200多人。东江纵队敌工科对日军战俘从管教转化工作转到遣返工作，给遣返的战俘发足路费，并护送他们经深圳、沙头角出香港或到淡水集中。他们离开时都依依惜别，感谢东江纵队对他们的挽救和教育。总之，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和建立日军反战同盟阵线，作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由广东各地的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演变而来，包括党在东江、海南岛、珠江三角洲、粤中、南路和潮汕等地建立的几支人民抗日游击部队。东江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面旗帜，其统一战线政策具有自身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第一，坚持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八年抗战中，东江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和组织通过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的特殊形式，战胜了人数多、武器先进的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军。首先，在抗战期间，东江纵队远离党中央、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是一支处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军夹击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1万余人的正规武装和组建1.2万余人的民兵武装。它转战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粤北山区和韩江地区的39个县市；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打击敌人，控制着数百里的海岸线和通往香港的交通要道，威胁着敌占大广州和香港，收复了大片国土。在东江和北江东岸解放区，先后建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惠东行政督导处、博罗县人民政府、海丰县民主政府以及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等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以上。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反击顽军作战600余次，共缴获各种武器6500余件，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严重威胁着日军的南海防线，积极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的反攻作战[4]。

同时，中共东江各级组织通过开辟敌后根据地和后勤军需工作等非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着抗战前线的武装斗争。例如，自土洋会议以后，东江纵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至1945年6月，部队发展到1.1万多人，抗日根据地由东江向四面扩展。在北面，相继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北江东岸抗日根据地、清英边和始兴抗日游击基地；在东面，建立了惠东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和东江上游抗日游击基地，与在韩江活动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向东挺进创建东江、韩江间抗日根据地，并挺进粤北、迎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包围。在战略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军的对日作战，起到了重大的配合作用，也为对日军全面反攻、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与此同时，由于部队初创时期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主要靠地方党组织在当地筹措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援助，所以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逐步建立和加强军需后勤工作机构，设法解决部队给养，提供经费，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物资封锁。除了按政策征收税捐外，东江抗日根据地政权还通过征收抗日公粮和田赋税、发展生产建设等形式加强军需后勤工作，为巩固根据地民主政权、争取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东江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小各次的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顽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在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东江特色的统一战线局势，又使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后勤军需工作顺利开展，为前线武装斗争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有利的革命形势。总之，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的相结合的形式，共同促进着东江抗日根据地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着东江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

第二，坚持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相结合。东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的过程，既有重要会议、民兵工作、党务工作、整风运动等政治斗争，对日伪顽军作出了坚决的打击；又有报刊工作、电台机要工作以及文艺工作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对日伪顽军进行坚决的斗争。

具体而言，在会议方面，上下坪会议、白石龙会议、乌蛟腾会议、土洋会议、罗浮山会议等重要会议正确分析了东江地区在各个抗战阶段的革命形势，及时作出了政策战略上的调整，且对调整的具体内容作出了交待，提高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和坚持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自觉性，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粉碎日伪顽军的军事进攻打下了基础，并以强大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后盾，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条件。

民兵工作方面，中共东江各级组织注重民兵的组建和扩大对抗战的巨大作用。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分别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和军事会议，部署建立民众抗日武装。随后，在东莞、增城、宝安、惠阳、从化等县、区、乡陆续建立起由中共基层组织领导的民众抗日自卫队。1938年冬，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后，派出民运工作人员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在各抗日游击区发动群众，组织民兵队伍。一方面广大民兵积极主动抗击日伪顽军，并成为东江抗日部队武装力量发展扩大的后备军；另一方面，民兵工作的广泛开展及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又为东江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壮大提供了条件。因为，这些民兵武装的组建和发展，大都与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帮助分不开，明显地体现出统一战线在其中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共东江各级组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领导方向，坚持执行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积极做好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形成许多成功的经验。首先，建立党的领导机制。纵队设党务委员会，支队、大队（含机关）设党的总支委员会，中队（连）设党支部委员会，小队（班或排）设党小组；短枪队、税站单独成立党支部，同时还结合统战工作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党内党外结合的政治工作系统。其次，努力发展党的组织。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在发展党员的做法和程序上，秘密地一个一个地发展，从未大批集体吸收，一直把培养和吸收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作为入党重点对象，同时也不完全放弃对爱国人士尤其是教育界人士作为入党对象培养的工作。再次，积极进行党性教育。虽然部队流动性大，战斗频繁，环境艰苦，缺少教育材料，然而部队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除利用各种时机上党课外，主要通过党的组织生活或者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从1942年起，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东江各级组织利用学习整风文件、举办各级干部学习班等方式，认真扎实地将整风运动深入军队和地方各个领域。通过整风，使全体党员和干部进一步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和游击习气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使党内、军内、政权内空前团结，战斗力不断增强，而且极大限度地鼓舞着各界爱国群众包括旧政权、旧军队内一部分爱国人士弃暗投明，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实力。

在报刊工作方面，抗战时期东江抗日游击区最早创办的革命报纸是《大家团结》报和《新百姓》报。前者于1941年1月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莞大岭山区活动的第三大队创办，后者于同年2月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在宝安阳台山区创办。1941年3月两报合并仍以《新百姓》报名出版，共出版16期。1942年改名为《东江民报》，邹韬奋、胡绳、丁聪等曾为其题词，撰写文章、绘制图画。1942年3月，再次改名为《前进报》。在1944年2月东江纵队作出的《关于加强<前进报>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前进报》是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它应当成为有严正的立场，有政治家的风度，一举一动都是代表我党我军的一个报纸。其任务是传播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与我队的政治影响，揭露敌伪的残暴，暴露国民党错误政策所造成的黑暗，动员与组织人民坚持抗日战争。”[2]《前进报》十分重视发扬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拥政爱民工作。每天去驻地组织和宣传群众，采访群众中的有关事迹。1945年，《前进报》随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进驻罗浮山，进入了全盛时期。从1942年3月至1945年9月，《前进报》共出版发行了100期。发行范围遍及东江、北江、珠江、粤中、粤北、西江、韩江和南路等各抗日政权和部队，在华南敌后享有广泛的影响。不少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海外惠属侨胞在其影响下，利用各种方式全力支助东江军民的抗日斗争。

在电台机要工作方面，东江纵队孤悬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电台与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的无线电通讯联系，及时请示报告和得到上级组织的直接指示，对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电台在1939年部队初建时曾被破坏，但很快得到重建。此后，为适应部队不断扩大的需要，及时调整和健全电台组织建制，加强对电台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健全的政治学习制度，开办报务员训练班（从1944年1月到1945年6月举办过4期，培训报务人员70多人），重视对通讯设备的改进更新等。并在1944年适时组建派出新台，以保证对开拓新区部队的通讯联络和指挥。在东江纵队政治部的统一部署下，电台工作人员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对于日伪顽军的政治宣传，争取到一部分日伪顽军的思想转变，同情甚至加入反日大同盟组织，东江抗日根据地内统一战线范围不断扩大。

在文艺工作方面，东江抗日根据地政权一贯重视和积极领导文艺宣传工作，将东江各抗日部队的文艺队伍作为对敌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教育部队、振奋军民抗日信心、鼓舞部队士气的得力助手。每一片游击区和每一个独立作战的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剧团（队）或政工队、艺宣队，先后有二三十支人数不等的文艺队伍，包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属下的“东江流动歌剧团”——1938年东江地区的第一支专业文艺队伍、1940年建立的路西东江流动剧团和“天府”政工队等。这些文艺队伍坚持将扩大抗日阵线作为重要任务对待，通过各种文艺活动宣传了党的基本政策，并使一部分开明地主和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

重要会议、民兵工作、党务工作和整风运动等政治斗争为我党进行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党的政策方针得到贯彻和执行，并及时清除了党内一些错误思想；而报刊工作、电台机要工作以及文艺工作等各种文化工作，作为抗日战争期间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方针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相结合，从思想观念和舆论宣传上产生的重要作用，成为东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一个鲜明的区域特征。

第三，坚持国共双方联合与斗争相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广泛的统一战线，每个阶级和政党都有自身的政治主张和需求。在一致抗日呼声的基础上，如何抗日、抗日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如何，以及抗战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设想则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形成了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双重政治、军事策略问题。东江抗日根据地政权根据自身实际，在实践这一双重策略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939年，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为名“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名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二大队）。两支部队统一番号后，仍保持原来党的组织、独立编制，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经济上均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受国民党的限制。在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东江纵队对国民党在东江地区的分裂投降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总的来说，东江抗日根据地各级军、民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政策，对国民党采取了以联合为主体的策略。其联合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战略上的配合。如1943年11月日军打通广九铁路，国民党军溃逃，东江游击队则坚持敌后抗战，挺进沦陷区，展开游击战争，以其积极抗日行动影响国民党军抗战态度的转变。二是战术上的配合。如1939年12月第一次粤北会战中，东江游击队配合国民党第四战区的一支部队向深圳、石龙的日军突击，以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等。三是共同建立民主政权的配合。1939年初，东江地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包括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淡水民主政权宣告成立。此后，各地先后建立了乡镇政权、参政会或行政委员会，组成了统一战线为特色的民主政权，为保卫人民民主权利、加强根据地建设、支援和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在抗战期间，中共东江各级组织派出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从事政工、抗日宣传和群众组织等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与此同时，东江抗日根据地各级军、民组织，与国民党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在1939年1月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高潮。在东江地区，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拉拢、限制、利用曾生、王作尧两部队，最后达到消灭的目的。在1939年间，强行解散抗先队、迫害“东团”、制造“博罗队事件”后，悍然发动了对曾、王两部队的军事进攻，曾、王两部队被迫向海陆丰转移。在东移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国民党的军事堵截，兵力由800人减少到100多人。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发出电文（即“五八指示”）指出：“目前全国尚是拖的局面……曾王两部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大胆坚持抗日与打摩擦仗”[3]。于是，曾、王两部返回东宝惠前线，投入新的战斗，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下，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中爱国人士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支持，东江抗日武装力量迅速恢复壮大起来。

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提高了我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用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吸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左”倾投降主义的教训，也接受了十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教训，表明了我党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幼稚走向成熟，能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依据国内时局，正确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成功地驾驭整个革命局势的发展。东江抗日根据地政权则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有关建立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坚持对国民党军的既联合又斗争的基本策略，根据自身实际，灵活而巧妙地运用于实践之中，为使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坚持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根据地政权和各级军民组织在东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不仅注意做好东江及周边地区的统战工作，而且注意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做到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机结合。

在国内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是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抗战爆发后，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生活在国统区内，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以至遭受顽固派的迫害。“皖南事变”后，他们更无法立足，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范长江、张友渔、夏衍、胡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后，立即进行大搜捕，企图对这些人士“一网打尽”。在这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即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同志指出：为了保护我国文化精华，必须动员一切力量，立即把他们从香港全部抢救处理！于是，一个大规模的抢救行动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展开了。这场秘密大营救，是一场极其艰险、时间紧迫的特殊战斗。它要闯过日、伪、顽军控制和土匪盘踞的地区，以及关卡林立、警特遍地的敌占区。中共东江各级组织接到任务后，经过严密的布置，不畏艰险，采取快速灵活机动的战术，前后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胜利完成了抢救任务，使80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脱险，没有一个遭到不幸。东江纵队和东江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为这次抢险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邹韬奋题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字来赞誉东江纵队。抢救行动保护了一大批祖国的文化精英，体现了我党对进步人士的关怀和患难与共的精神，大大地提高了我党的威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与此同时，由于东江纵队深入港九敌后，控制着南海几百里的海岸线，所以能够扩大和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直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贡献。《东江纵队成立宣言》指出：“我们坚决拥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无限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我们希望能与国际友人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下，共同完成打倒日寇任务’”[3]。遵照党中央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东江纵队积极营救国际友人，救护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国飞行员，建立情报站、加强与盟军的合作，以及组织反战同盟、瓦解日军等。如1941年在香港沦陷后，东江抗日武装派出游击队积极营救英军被俘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共救出英国人20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２名，俄罗斯人１名和菲律宾人１名[5]。此外，东江纵队还积极同美军进行合作，在营救美国空军飞行员，提供气象资料和情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进一步显示出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政策产生、形成和贯彻、实施的历史说明：重视和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前所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其结果使各阶级、阶层、党派、集团和各族人民包括广大华侨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终于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东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产生、形成和贯彻、实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积极主动、深入扎实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可以发挥其与武装斗争相辅相成的巨大作用。在现阶段，统一战线的内容、对象和目的均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明显。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关系到国内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效果，还密切关系到海外侨胞，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和平统一问题。在台湾当局三番五次做出伤害祖国人民情感、妄图分裂国华民族的恶劣行为的时候，我们要更加警醒地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台湾人民的经济贸易、通讯往来、台联等工作，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制度，不断巩固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总之，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大法宝，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一大法宝。东江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实施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在许多方面为现今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对此，我们应当给以充分肯定。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3]东江纵队志编辑委员会.东江纵队志[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4]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5]黄作梅.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统计[J]，华商报，1946.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