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让天下人最早知道有“客家”的地方

作者:杨鹤书(中山大学教授)来源:
日期:2012-05-30 14:56:16浏览:1953

    何时,何地出现“客家”。“客家”人称谓问题,是学界争论了许多的问题。学界同仁,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成绩显著。然见仁见智,尚无统一意见。对此问题,我想在此谈些看法。

一、记载“客家”称谓最早的历史文献

主要的文献及其内容如下:

其一,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知县郭之藩主持,叶春及主撰的《永安县志∙产志第五》载:“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知足;琴江之民地,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县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长、兴、和、埔。远则江、闽,性犷悍,民率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其愚如此,知县郭之藩厉禁,稍戢。”

    来自附近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自江(西)、闽省之人是什么人?由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知县张进篆主持“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主纂的《永安县次志》点明。

    《永安县次志》卷一,《地理五.风俗》载“永安之俗,叶春及云:古名、宽得,俗本归善(按:今惠阳),琴江割自长乐(今五华)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足智。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县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则江(西)、闽(福建),性犷悍,民率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知县郭之藩厉禁,乃稍戢。其言如此。

    大抵古名士务敦朴,多古处,急公好义,相与以和。宽得人习勤俭,衣食罕缺,然不无外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民多贫,散逸逋赋。县中多雅秀氓,其高曾祖父多江(西)、闽(福建)、潮(州)、惠(州)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读诵,勤会文。富者多自延师,厚修脯,美酒馔;贫者膏火不继,亦勉强出就外傅。”

    其二,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秋七月,屈大均应知县张进聘请,为修《永安县志》而赴县写的《入永安县记》云:“舟自归善(惠阳)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派。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饭。涉溪四五,夕宿宽清溪砦(寨)。次日历元墩、白溪,上岭者六七,涉溪者十有二三,岭路逼仄,皆蛇盘。沿溪以行,或在溪左,或在溪右,穿箐竹披茅,雾露沾湿,至午岚气不开,郁燠蒸人,甚苦之。一路山谷间,皆茅屋,或一二家,或十余,二十余家。高者曰砦(寨),平者曰围,或曰楼。或在山绝巅,或在隘口,皆一径微通,一夫可守。

……

    县中多闽,豫章(江西)、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秀者弦诵不辍,文学相宣。朴者多家氓,少事工贾。其居菅茅,其服络麻蕉葛,惟城中乃有瓦甓,衣帛。妇女粗棉大苎,衣着青黑……” (《入永安县记》,载《翁山文外集》卷一。)

    其三,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九十三引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楚元士编。邓风分编《长宁县志》。道光十九(1839)重修本载:“(长宁县)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色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

其四,清进士官至户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奉政大夫等。告老回乡后,掌教广州粤秀书院,惠州丰湖书院的和平人徐旭曾(字晓初.1751-1819)于清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年)撰写的《丰湖杂记》云:

“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者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何谓土与客?答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居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客?余口述,博罗韩生以记之。(嘉庆乙亥五月念日)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虽痛国破家亡,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地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隔阂,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比毗连数千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

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古人“负耒横经”之教也。

 客人多精技击,传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农假,相率练习拳脚、刀、剑、矛、挺之术。即古人“农隙讲武”之义也。

客人妇女,其先亦缠足者。自经国变,艰苦备尝,始知缠足之害。厥后,生女不论贫富,皆以缠足为戒。自幼至长,教以立身持家之道。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爨、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事翁姑、教儿女,经理家政,井井有条,其聪明才力,真胜于男子矣。夫岂他处妇女所可及也!又客人之妇女,未有为娼妓者,虽曰礼教自持,亦由其勤俭足以自立也。  

要之,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故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余昔在户部供职,奉派视察河工,稽查漕运鹾务,屡至汴、济、淮、徐各地,见其乡村市集间,冠婚丧祭,年节往来之俗,常有与客人相同者,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嘉应宋芷湾(湘)检讨、又曲江周慎轩学博,尝为余书: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迁来者,但为数不多也。”

综合上述:⒈关于这些来自中原,在粤、闽、赣的许多州县居住;讲客家话;住围屋,有其风俗习惯,有其族群品性和具有族群意识的人群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上首次提出他们是“客家”或“客人”。

⒉这些历史文献记载的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这是关于记载“客家”或提出“客家”称谓的最早时间。

⒊这些历史文献记载的是(客家人)“高曾祖父”之事(《永安县志》),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客人之父→祖父→曾祖父→高曾祖父四代前之事,如以25年为一代计,则为100年,即1587年前之人和事;是《长宁县志》说“建邑时”,即明隆庆三年(1569年)之人和事;是《丰湖杂记》说的:自“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的人和事,嘉庆二十年(1815年)之前的数百年,“3以上为“数”,即是说三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即1515年前事。根据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后人说前人之名称、事件,是可以的,理由是完全成立的。即这几则文献记载说明:明隆庆、万历年间在惠州及其他客人居地已有“客家”的称谓。所以我支持曾祥委先生的意见。〈1

二、“客家”称谓最早均出现在惠州府各县

记载“客家”称谓的历史文献均出自惠州府。如

《永安县志》之永安县。春秋时属百越地。战国属楚。秦代起属南越,为博罗、龙川两县之地。隋唐为归善(今惠阳)、兴宁两县地。宋元为归善、长乐两县地。明隆庆三年(1569)置永安县(意即永远安定),属惠州府。县“以归善县安民镇置,析长乐县地益之……”(《明史地理志广东惠州府》)。1915年改称紫金县,延用至今(属惠州市)。

《长宁县志》之长宁县,历史悠久。南齐永明元年(483年)就设置新丰县,取“物产丰富”之意。该县城地处广东省中部偏北,东江上游。北接翁源县,西靠英德市,佛冈县,东邻连平县、龙门县,南连从化市,位置适中,距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大中城市均在200公里半径范围内。《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志广东惠州府》载:长宁县在“府西,隆庆三年(1569)正月,以归善县鸿雁州置,析韶州府英德、翁源二县地益之……”。1912年复称新丰县(现属韶关市)。

《丰湖杂记》作者徐旭曾之家乡和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上游,处粤赣边境的九连山区。东连龙川,南邻东源,西毗连平,北与江西省定南县、龙南县接壤。古称她是“联络闽广,带控龙南、安远,要害之地”。和平县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建县,属惠州府(今属河源市)。

以上各县之归属州府均是惠州,该州宋天禧四年(1020)三月,改称惠州,自此有了“惠州”之称。元至元十六年(1279)称惠州路,仍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县。洪武二年(1369)增辖龙川、长乐、兴宁、正德十三年(1518)增辖和平县,隆庆三年(1569)增辖永安县、长宁县、崇祯六年(1633)增辖连平州。清雍正九年(1731),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长乐、兴宁、和平、长宁、永安11县及连平州。(现在的惠州市是“珠三角”的重要城市。

《丰湖杂记》的创作地,徐旭曾掌教之惠州西湖丰湖书院。书院历史悠久。宋宝佑二年(1254年),州守刘志纲改祭祀先贤的聚贤堂为丰湖书院,以州学兼山长(即院长)以后历代加以重建,扩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府王瑛复建丰湖书院,雍正中改称惠阳书院。嘉庆六年(年)知府伊秉绶从郡人请复建,仍称丰湖书院。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名惠阳中学。

“客家”称谓最早出现在惠州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⒈ 从地域上看。惠州府当年辖有今惠州、河源大部分县份和梅州、韶关部分县份。界于梅汀、东江与广州之间,是客家人主要居地之一,也是客人与土人(广府人)接触的前哨之地。客与土接触多了,一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即文化上的“互化”。另一方面又会容易因为语言、习惯不同,特别是因为利益不同,产生矛盾乃至斗争。这种地缘邻近的与利害关系的接触就要了解对方是什么人。以分彼此。于是要给对方人和自方人一种名称,于是便有了“土人”与“客人”的不同称谓。

⒉ 是从时代为背景上看。在“客人”这边看。“客家”民系,自南宋至元末“客家人”形成。到了明朝前期,“客家人”进入成熟期,明朝中期后进入繁荣期。他们据有赣南、闽西、梅州、东江之地。但人口日繁,生存条件日见逼仄,即人多地少。于是在明至清初便向惠州府及广州、韶关、肇庆边沿等地南拓迁徙。以惠州府之紫金县(原永安县)为例,据学者统计:迁入当地的姓氏:“宋代迁入者2姓。元代1姓。元末明初1姓。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隆庆二年(1568年)建县至万历十四年(1586)叶春及修《永安县志》的18年间迁35姓。从万历十五年(1587)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间迁入42姓(支)。康熙二十七年以后迁入32姓(支)。“迁入者主要是当时属于惠州的长乐、兴宁、河源,属于潮州的程乡、大埔、平远等地,以及福建西部的平和、永定、上杭、长汀等到地,江西南部的石城等地”。〈2〉以后又逐步有人从“客家”腹地向西迁。从“土”这方面来说。土人在广东主要指居住在当年广州府及以西的“广府人”。记得有语言学家说过:当时广府语与客家语的分界线大致以罗浮山为界。这样说罗浮山以西,广州、肇庆各府为“土人”之地。他们据有珠江三角洲广阔膏腴之地,鱼米之乡,也占有广大的较低的丘陵地带。明清以来经济繁荣发达。他们的人口也增加得很快,他们也需要继续发展。客家人的西拓,直接侵害了“土人”自下而上发展的资源,加之文化、语言、习俗之间的差异,酿成日益多的矛盾。这种社会矛盾,也需问问造成麻烦的双方是什么人?因此也会分出“土人”和“客人”及其称谓来。

⒊ 是从思想文化上看。当年惠州府是文化比较发达之区,对外文化交流较多之地。上面说过,明中叶后客家人社会已进入繁荣期,他们据有“湘、粤、闽、赣边境毗连千数之地”;讲客家话(包括水源音、客家音两种方言);住围屋或围楼;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在中国移民史的千百年来,早有“土”、“客”之称。不过因时因地不同而异已。历史上的各种“客”早已融入当地社会,唯有迁聚于湘、粤、闽、赣边境者仍称“客”。客家人的主流是移民,所以其意识中早就自认为“客人”。至粤,“粤之土人称该地(按即上说边境)之人为客人,该地之人也自己人称为“客人”。即客人早已有了自我族群意识。这是民系(或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学识渊博,见闻广大的屈大均,早年到过客家腹地,如他就到过平远(见《广东新语石语南台石》)。所以《永安县志》和《长宁县志》作者记录当地人民时,早就有“客家”的称谓是完全合理的。将其记录下来,这仅是客观现实在思想意识的载体---著作中的反映罢了。

至于为学界誉为《客家宣言》而解读客家的《丰湖杂记》所由问世是因为,丰湖书院是当时惠州府的最高学府,也是明清时期广东有名的书院之一。其中不仅汇集了一批学界耆宿,代表了当年的知识高端,也集中了各种的思想观念,是各种思想意识碰撞之地,如当时土客问题已显露出来,所以徐旭曾以其敏锐的眼光,在土客斗争暴风雨到来之前,极早解答了这个问题。

以上所述便是“客家”称谓会最早出现在惠州府,惠州会成为天下人最早知道有“客家”的地方的原因。

注释:

1〉曾祥委:《“客家”称谓出自明隆庆年间的惠州府----兼与刘丽川老师的商榷》,《客家研究辑刊》2009年第1期。

2〉肖方评:《“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中心》,《客家研究辑刊》2009年第1期。

 

 

(原载《惠州客家》创刊号,邹永祥主编,惠州市客家文化经济促进会2009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