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无忧无虑。可是我的童年是战乱中度过的，与艰辛苦难相伴而行。往事并非如烟，童年成为我一生挥之不去的印记。

一、中秋后“走日本”

每年中秋节前后，是我们孩子们最快乐的日子之一。这个时候，两米高的甘蔗，一块地接着一块地，像青纱帐一样，形成一片又一片的蔗林；花生也到了收获的季节；稻田绿油油一片随风起伏，稻禾被风吹得一浪接着一浪的绿波，好一派醉人风景。小孩们随着大人在花生地里吃生花生，或用草把花生烧熟吃，要不就在附近摘山稔吃，还有就是逮蟋蟀，捉草蜢。可是，1938年中秋节前，大人们个个惶惶不安，无心干活，满脸忧愁。男人天天上街打听消息，回到村里，就这里一堆那里一伙地议论：“中国军队在武汉、长沙和日本鬼打仗啦！”“我们广东的广州、惠州、石龙等处常有日寇飞机轰炸啦！”“澳头对开海面聚集很多日寇的军舰啦！”大家最担心的是鬼子从大亚湾登陆，几个小时可抵达新圩、惠州、广州。

我当时6岁，对大人们的议论似懂非懂，仍约小伙伴到野外摘山稔，或去小河沟捉鱼摸虾。祖父母和父母亲便对我严加看管，不许我到处乱跑。祖父让小姑专门看住我，不准离开他们的视线。别家的小孩也受到同样的管束。离中秋节越近，形势越紧张。大人们收拾好衣物用品，用包袱皮包好放在箩筐里，还选就硬朗的扁担架在两个箩筐中间，以便挑起就走，真是紧张到了极点。往哪里走？大家心中无数。就这样，在惶恐中迎来了中秋节。

节日刚过的晚上，传来了日寇在澳头、大亚湾登陆的消息。驻旧私塾和祠堂的国民党军队的骡马运输队撤出村子，往惠州方向走。第二天，日寇就向新圩来了。村民们则在慌乱中各自外逃，原先相约好搭伙同行的也顾不上了，遇上谁就跟谁一道走，大家都惊慌失措地向着村子东面的大山进发。

母亲事先拿出过年才让穿的鞋子给我穿好，一顶竹笠给我背好，要我在她前面走，有多快走多快。她挑着一担很重的衣物在我后面，两个姑姑也挑着一些东西跟着我母亲，祖母年老体弱只能提着一个包袱跟着姑姑，祖父挑两小筐东西在前领路，父亲牵着水牛在后押阵。全家七口与乡亲们一起向大山奔去。到了村边小河，父亲抱我过了河，嘱咐我要赶上大人。

逃难的队伍到了接近公路的一片蔗林，公路上传来有大队人马走动的响声，人们以为是日本鬼到了，慌忙往蔗林深处躲藏。这时候，公路方向有人大声喝问：“边个（是谁）？”大家听到是广东兵的口音，才松了口气，于是有人回答：“我们是老百姓！”接着，国民党兵开了一枪，“叭”的一声，大家又慌忙在蔗林蹲下。停了很久没有动静，才起来走。我被籐蔓绊到摔了一跤，母亲怕我哭，轻声地说：“不要哭，不要哭”气氛那么紧张，我早已感觉到了，哪里还敢哭，连忙从地上爬起来，抹去嘴巴上的泥巴，静静地跟着大人走。穿过公路上山，走平时村民砍柴割草走出来的小路，爬到山顶就往下走，走向崇山峻岭。

八月十五刚过，应该是月朗风清的日子。可是，那天乌云密布，月色矇眬，路都看不太清，草高路窄，举步维艰。下到山谷，顺着山涧，穿行在比人高的茅草丛中，到了一处名叫“蕉窝”的地方，在一条水深两米，河宽五六米的山涧中停了下来，选择山涧中间突出水面的大石上休息。山涧两边茂密的森林连绵不断，地形很隐秘，山涧水流湍急，但十分清澈。山蚊较多，咬人特厉害。我十分疲倦，竟昏然入睡，小姑为我驱蚊，一觉到天明。醒后见密云翻滚，电闪雷鸣，乡亲们说很少见有“秋雷”。接着滂沱大雨，倾盆而降。我只有竹帽遮雨，很快就全身湿透，全部人都一样成了落汤鸡，这场雨下了几个小时才放晴。山洪暴发，洪水迅速漫过两岸，咆哮如雷地向下游奔腾，小树被水刮得连根拔起，随波逐流。看天色，还会有雨下，我父亲对祖父说：“我想去上洞（又叫寨溪子）亲家母家，看她能否让我们去住？”祖父有点难为情地同意了。这个亲家母是我最小的姑姑锦娣的家婆，小姑是她的童养媳，已夭折很多年了。两家很少来往，现在突然去投亲，真有些不好意思，难怪祖父有点难为情。父亲去了几个小时回来，说亲家母欢迎我们去住。其他村民得知我们要去上洞，也跟着我们去找各自的亲戚朋友。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穿越山涧，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马岭村。亲家母点着小煤油灯在等候我们。她四十余岁，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方脸，人很善良，守寡带大一男一女，男的就是我姑父蔡煌贵，女的叫进娣。祖母让我叫她进娣姑。我们把行李放下后，亲家母说：“我烧好的洗澡水都凉了，你们赶快洗澡，我去做饭。”于是，我们洗澡、吃饭和安置住宿，夜深才睡觉。虽然离家才两三天，惊恐、雨淋、在山岭中艰难奔走，感觉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我们村共有30余户人家，少数去了与东莞清溪交界的约场山区，绝大多数到了上洞。上洞是一个大山环抱的小盆地，四周山峦叠嶂，巨木参天，林木葱葱。盆地中各个自然村周围，也植有柿子、荔枝、龙眼、香蕉、榄树等，真是个绿色世界和世外桃园。一条20多米宽的大石河贯穿其间，流水终年滔滔不绝，清澈见底，游鱼白石，直视无碍。河的东部分布着鸡公田、上店、狗不垅、新塘陂等5个自然村；河的西部是蔗墩、马岭、朱屋仔等3个自然村。在8个自然村中，除鸡公田村约有100多人口外，其他自然村只有10多个人或一两户人。

逃到上洞的村民安顿好以后，急不及待地到上洞坳瞭望，一是怕鬼子进山区，二是观察鬼子进村后的情况（直线距离约二千米，有人在村中走动能看见）。一天中午时分，人们看到村中起火，浓烟冲天，瞭望的人哭成一片，既分不清被烧的是谁家，又怕火势漫延全村，大火烧多久，人们哭喊多久。父亲和堂叔叶良黑夜潜回村里察看，回来跟大伙说了看到的情况，被烧的房屋是谢春廷一家和叶屋的李亚婆一家。事主闻讯后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因为那是安身立命之所啊！在场的人也陪着流泪，大家对日寇无比愤恨。此后，人们每天到坳顶瞭望，看着不远处熟悉的家园，有财物也不敢去取，千辛万苦栽下的禾苗也不敢去灌溉，大家心急如焚。于是，父亲召集几个青壮年商量，决定每天天黑以后，到临近山边潜伏下来，没有什么动静就悄悄进村，放水进田，弄出稻谷杂物。回来后向乡亲们讲村中所见：家家户户门户全开，门板全部被拆被烧，衣物、咸菜、咸萝卜、稻谷、豆类撒满一地，衣柜、床被等家用物件被捣毁，门坪空地到处是猪头和猪内脏，还有大量的死鸡死鸭的杂碎和鬼子的粪便，村子上空弥漫着恶臭，令人作呕。此外，空地上还留下一堆一堆草木灰、被烧剩的门板、床板、木凳等，估计是鬼子烧烤食物的现场。村民们对日寇的暴行十分愤慨。

人们天天盼望日本鬼子早日撤走，可是，到了农历十月，他们仍在新圩盘踞。此时，田野的稻谷成熟了。乡亲们怕稻谷过熟烂在地里，各家各户趁着黑夜摸回去抢割，把割下的稻禾用绳索捆着挑回驻地脱粒，能收多少就算多少。

上洞虽是山区，敌机也经常来侦察。每次都飞得很低，不但可以清楚地看见“膏药旗”，连驾机的鬼子也可看见。每当敌机一响，人们纷纷躲进密林，不敢大声呼吸，直到敌机走了很久才敢走出树林。不知什么原因，鬼子在新圩经常打枪打炮，人们听到枪声炮声就心惊胆战。一天中午，一发炮弹越过上洞坳顶，落在新塘陂村后山上，轰隆一声巨响，大家吓得不知所措。我急促地叫喊：“小姑背我走！小姑背我走！”小姑立即背我躲进密林。一天到晚，人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父亲很少在家，不知他去哪里。我从大人口中听到“共产党”、“游击队”，就问姑姑什么是共产党、游击队？祖父母瞪大眼睛训斥道：“小孩子不要知道那么多东西。”从他们的神态中，我猜想一定与父亲有关。后来，在长辈之间的交谈中才知道，上洞（又叫蔡溪子）就有共产党，是组织和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父亲和堂叔就是共产党，还有上洞本地人叶子良（又叫叶桨，解放初期任珠江地委书记）、徐慧常（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南下时任团政委）夫妇经常去沙坑周田，曾生在叶挺家乡组建惠阳抗日游击总队。

到了1939年春节前夕，日本鬼子才撤出新圩，我们逃难4个多月才得以回家。祖父卖了50斤稻谷买了2斤猪肉，就算是过年。

二、艰难的抗战岁月

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天天有从香港、南洋等地回来的青年男女到我家，三五个或十个八个一批，住一两天就走。他们之间只叫姓，不呼名，互称同志，父亲要我叫他们叔叔、阿姨。我以父亲和祖父交谈中得知，这些人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工人，还有的是商人，他们放弃舒适的生活，回来参加抗日，被称为“华侨回乡服务团”。回来后，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绝大部分直接参加游击队。我村青年也跟着参加，父亲也一起走了，再没有人来我家了。过了两个月，村里有个游击队员谢玉生，他的父亲病得厉害，他回家探望。他告诉祖父母，父亲在游击队里当副官，在坪山、葵涌、沙鱼涌以及宝安县的布吉、观澜、龙华、乌石岩等地活动，三两天换一个地方，多数在山林中露宿，吃住无定所，生活十分艰苦，常两条番薯就是一顿饭。

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人民在生死线上挣扎。一年当中，我家只有端午节（又叫五月节）、七月十四（又叫鬼节）、过冬（冬至）和过年等四个节日才能吃上半粥半饭，其余时间都是吃两顿番薯粥，只见粥花，番薯皮都舍不得刮去。最好吃的算是菜粥，但菜生长不了那么快，不可能天天有菜粥吃，最难吃的是硬饭头（即土茯苓）切片晒干舂粉煮糊糊吃，吃后就便秘，排便十分困难，还有一种树叶叫残槁叶打粉做饭吃，苦得很难下咽，为了填饱肚子，也得硬吞，很难排便。

到了夜晚，全村漆黑，村民无钱买煤油，连小煤油灯也很少有人点得起。于是，到深山中砍小山竹，在水里搥烂后，再泡一段时间捞起晒干，点火照明。点火没有火柴，每家每户在炉灶旁用泥砖垒起一个小坑道，放谷壳长期燃烧“留火种”，常年不断，取火时用一小把干草放在“火种”上一吹就着火，万一“火种”熄灭了，则需要到邻家“借火”。邻里有人吵架，就有人劝告：“别太过分了，当心无处借火种”。男人吸烟有一套装备，纸煤、火石、火鎌：纸煤是用粗草纸卷成条状，一端点火后留有灰烬，用小竹筒装着；火石是用较硬的花岗石；火鎌是块长条铁片，要点火时，一手拿纸煤，一手拿火石，打击火石溅出火星便点着了。全村人洗衣物没用肥皂，肥皂只是在商店看过，很少有人买，洗衣到河边、池塘边用手搓，水洗为净。妇女们洗头，用一种叫乌桕树的叶子（村民叫胡秋树）熬水使用。全家老小没有一条毛巾，用破布片洗澡洗脸，用成布渣，还舍不得丢掉。冬天靠多穿几件破单衣御寒，从未见过棉衣、毛衣。烤火取暖是唯一办法，放牛的人躲在避风处烤火；在家的人也集中烤火；野外劳动也要在旁边点一堆火取暖，当手足被冻僵硬时到火堆边烤一烤，再干活。

新圩周边的淡水、龙岗、樟木头、惠州等地有鬼子驻守，鬼子说到就到，飞机也经常经过，而且是低空飞行。村民除了“走日本”以外，还要经常“走飞机”。新圩每逢三、六、九为集市日，又叫圩日，赶集叫投圩，交换各种农副产品，或买卖日常小商品。圩中只有三四十间商铺，一条街，凡圩日挤得水泄不通。一听有人喊“日本仔来了”，或听见飞机的声音，立即四处逃窜。此种情况叫做“惊营”。人流一动便成了汹涌澎湃的潮水，摆卖的货物、肩挑小贩的货箩被踢撒满地，任人践踏。圩门外两头牛打架，人们怕它闯进来，争相躲避，也被误以为是日本鬼子来了，大家拼命乱跑，摆卖货物的人又遭一场劫难。

194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乡亲们劳作之余在门坪聊天，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几天后才听说日寇占领香港，因为日本鬼子已到过新圩，大家也就不觉得惊慌。1942年春天，大批香港难民涌进内地，从深圳、新圩至惠州的公路上，昼夜川流不息。很多难民走到新圩就走不动了，市场街边凡是能遮风避雨之处，都挤满了人。还有不少露宿的，为了活命，将随身携带的衣物用品在地上摆卖，大多数人不要钞票而要食物。粮食连农民都缺，唯有番薯可以交换，几斤番薯就可换一个钟或几件衣服。难民的东西卖完了，就卖儿卖女。他们实在饿极了，不顾一切地到路边挖番薯充饥。乡亲们见了，不忍心驱赶，让他们去挖。接着，开始有人死亡。先是老人和小孩，后来青壮年也浮肿而死。死亡的人数渐渐增多，每天从圩中拉出几具尸体到野外掩埋。见此情景，人们不寒而栗。日寇的侵华战争，给民族造成沉重的灾难，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