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大举南迁。长期的颠沛流离，客家人在逆境中“磨练了坚忍不拔的意志，创造和发展了许多独特的传统艺术”。

这是邓仕勇对客家人的诠释。

这是一种自觉，更是一种自豪！

这是一种生存态度，更是一种精神意趣。也构成了邓仕勇散文创作的基本框架，是其作品最难舍的情结，因而格外生动、亮丽。

因为，邓仕勇本身就是一位出生在东江边的客家人的后代。

他的散文，表现出的是一种原生态的坦诚与敏感，就像客家围屋上闪烁着青光泛着年轮的黑瓦。这种坦诚与敏感，来自围屋深处。

我是在回乡的旅途中读邓仕勇散文集《客家人》的，这本书伴我转了小半个云贵高原，那老屋、那旧人，那往事，无不重复翻版。我用高原的气管呼吸着南国的空气；我在高原古镇寻找着客家的山村。那是一种令人心跳的重复和韵味，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故事，却是同一样的纯朴同一样的自然。我恍然发现，舟车旅途，有一种独隐的心态，是很适宜读这本书的。读完眯上眼沉吟一会，那老屋、那旧人，那往事又在翻滚重叠……

读邓仕勇散文，你的眼前会出现两条姿态各异的河流：一条流淌着大自然的声音，饱含着客家山村泥土的芬芳和汗味，听得到庄稼拔节的声音和孕育果实的律动；另一条河流闪烁着生命的迷人色彩，生命的年轮顽强而坚定地旋转挺拔。

作为农民儿子的邓仕勇，一直坚持记录着他所熟悉的那片乡土。邓仕勇坦言，客家人创造和发展了许多独特的技艺，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技艺渐渐完成了它们的使命，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作为一个客家人，他想通过自己的笔，将那些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客家独特技艺记录下来，并呈现给大家。于是他写了客家技艺人：《阉鸡佬“拐邱叔”》、《补锅佬石泉公》、《铁匠水清公》。这些客家人口耳相传的人物故事，在记忆中挥之不去。此外《养蜂人蜜嫂》《捕蛇者月华叔》《猪倌马光哥》等。作者截取平淡琐碎的生活事件、场面，细腻、生动。置身其中的一个个乡里乡亲，活泛在白纸黑字间。邓仕勇对自己的亲人同样爱得真切。《爷爷》《母亲的嫁妆》等作品，他抓住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一点击，就浸润开来了。

从邓仕勇的散文中，我们可清晰地目睹他各个时期的生活历程和思想状况。生命的年轮顽强而坚定。生存，是邓仕勇让生命的意义在写作中得到升华的基本保障。在《踏车行》《发了工资的日子》《住在出租屋的日子》中，邓仕勇更是把自己的生活和灵魂完全暴露在读者面前。尽管邓仕勇的生活不尽如人意，但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乐观的。邓仕勇身上奔涌的客家人的血液中，那种勤劳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激励着他，12岁的邓仕勇第一次跟着父亲来到惠州，用一个农村娃纯朴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融湖光山色为一体的现代都市，一切都是新鲜的，而更吸引他的是中山公园边上的惠州市图书馆，常常令他流连忘返。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写作。从住出租屋、踩单车跑发行到娶妻生子买房购车，从写写小豆腐块到结集出书。在这条人生的线路上，每一个细节都洋溢着客家人生生不息的生活信念和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

生存的意义不就是发现和创造吗？在惠州这个包容开明的美丽城市。邓仕勇积累了底层生活的体验的同时，也积累了物质和精神，对人生也有了更深的体悟。文学创作成为他释放思想的最佳出口。

当下的文学创作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写作观乃至文体颠覆与创新都在不停的探索和实践，充盈着弃旧图新的批判和创造的激情，谁都可以涂抹几下，很繁荣也很芜杂，翘翘错薪，倒也是一种生机，但要从生机里见生趣，倒让人感到一种别样的旁逸斜出的快意。邓仕勇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着读者对这类散文的认识。坦诚，既是邓仕勇散文创作的性格基质，也是其作品最本色的特征。当然，我们强调写作的回归自然但它仍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不可能完全照搬现实生活，它应该在平实的叙写中呈现生活本真。

                                            2008年9月于惠州悦湖居

（注：邓仕勇是惠州市民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