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相当一部分惠州文化人，将视野停留在惠州古城的各类古迹以及名胜景点之中，穷尽思绪时，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将目光左转90度，转向惠州东南部，将目光聚焦西枝江，试图从历史遗存的碎片中拼接出过往的踪迹，摇醒一江涟漪。让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民间故事与乡土传奇牵引你的好奇，拓展我的思绪。

在试图用历史的视距诠释一条河流的点滴时，我们必须先入为主，

让思想划破长空，进入百年之前的王朝时代，来到山川形胜五岭以南的惠州府。让这条源于本土而又终于本邑的河流，为我们拍响它的浪花，奏出它的韵律。

它是流入惠州人心头的一条江，它的名字生动而有趣，它就是地处归善的西枝江。

必须说明的是，文中所指“归善”包括今天惠阳、惠东以及惠城区部分区域等广大地区。

清人连国柱在其所撰康熙康熙十四年版的《归善志序》曰：“惠为五岭雄邦。归善盖首隶焉。邑治受两河委输。隋因其地以置郡。轮运辐辏。他邑莫并焉者。”

这段载录一语道出个中根本。位居东江中下游的惠州府，之所以“置郡”实赖于二江之利，其关键在于“受两河委输”所造就的不因改朝换代而尚失的富庶与昌盛。

好一个“轮运辐辏。他邑莫并焉者”。归善“首隶”的地位是经济繁荣所奠定的，而它的繁荣有赖于当时“环西枝江经济带”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一探究竟，让我们从它的源头寻觅，从乌禽嶂为起始，经过皇

思扬、谭公庙等地，随西枝江一路向西延伸，向它的终点桥东出发……

乌禽嶂

《惠东县志》对“乌禽嶂”记载如下：“位于县境马山镇北部与紫金县交界处。因其岩石突兀似屹立猛禽而得名。呈东西走向，主峰海拔1186﹒2米，山体由花岗岩、石英斑岩和砂岩组成。山上自然植被以亚热带次生阔叶林为主，800米以上为散生灌木，人工植被有杉、松、油茶等。山中自然景观众多，岩洞罗列，地扼两县，历为屯兵要地。蕴藏有钨矿、绿柱石、石英矿等”。

乌禽嶂近东西走向，属莲花山主脉西北麓。我们仍可从《惠东县志》“珠江水系”的描述中，寻找到西枝江的源头：“西枝江古称西江水，是东江干流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县境东北侧与紫金县交界的竹坳顶南麓”。山上有敲打即会响的“响龙岗”、“狮子摇铃”以及“迎牌石”等景观，1923年彭湃、古大存等东江革命前辈曾在此坚持开展革命活动。怪石嶙峋，悬崖陡峭的乌禽嶂山麓之中，出产的仙人茶已成为当今品茗之士追逐的佳品。其不知经年的西莲寺，即成为当地古迹之一，每每被踏青的“驴友”们不期叩访。

在山泉清，出山泉浊。全长176公里，流域总面积4120平方公里的西枝江，便诞生于这般清幽的仙居道府。

白马窑

白盆珠镇是西枝江上游位置，现已查明的惠州一重要窑址白马山窑址就在此地。该地地名曾称碗窑，现称新庵。惠州市博物馆编《惠州文物志》载：“明，白马窑址，位于惠东县白盆珠镇横江三官坑的白马山脚，明代馒头型瓷窑。在蜿蜒七公里的狭长山谷地带中，处处可见表征具体的废窑地址。60年代，国家和省考古工作者曾到现场考察，认定横江三官坑窑属明代窑址。”

中国古陶瓷研究泰斗冯先铭先生在其所著《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之“（一）各地发现的大量瓷窑遗址”中，广东省部分有“3、惠州窑”的论述，其中说道：”另一处在市区东部85公里的白马山一带，以烧青瓷为主，遗物大部属明代中期，如外刻菊瓣纹，里印福寿等字的碗，这种碗浙江龙泉窑也烧制，碗里印“顾氏”2字，是明正统时人顾仕成作坊的产品。这种带顾氏铭文的碗在日本梨县出土过1件。与白马山窑菊瓣纹相似的还有广东中山窑，碗内不印文字而刻花卉，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

无独有偶，据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刘教授讲述，他曾前往广州市某街道施工工地挖掘出的明代遗址进行验收，当他看到散落的瓷片后，一眼就认出是白马窑的东西。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陶瓷专家田中科子女士，仔细观看带有印纹的白马窑青瓷标本后，肯定地说，她在越南看到过相同的瓷片。这此信息构成了白马窑宝贵的“身世”资料。

2014年1月8日，浙江省《丽水日报》刊出标题为《广东发现明代龙泉窑系青瓷窑场》的报道。其内容为“近日，广东省大埔县三河镇余里村传出消息，发现一处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的青瓷窑场，也是广东境内已知最早的仿龙泉瓷窑业遗存。”

看到这则新闻让我深感惋惜。惠州最有条件对白马山窑址的窑口谱系作一明确界定，而非仅为“明代窑址”一笔带过，而尚失了龙泉窑系“广东第一”这一最为重量要的话语权。虽然低调而不事张扬为历来惠州的文脉品性，但这对一座古城而言，不能不算做一个遗憾。

三多祝

三多祝墟原名三棵竹，因取“华封三祝”之寓意故改称“三多祝”而得名，新中国成立后简称“多祝”。多祝在此由高山而丘陵，因而地势渐缓逐由溪流成河道。得西枝江水路之便，具备了安墩、高潭、宝口、马山等山区零星杂货分类定级，收购特产山货，批发外地到货等集散功能。据称江面航道可航行15吨的货船，可称西枝江上游第一大码头。多祝的余山、朱紫等五个乡村老码头至今还在使用，方便人货出行。

归善曾有“头平（山）、二淡（水）、三多（祝）之说，可见多祝并非浪得虚名之辈。

更有甚者，古循丰邑为广潮冲道，清代称羊蹄岭。岭庵载录：“粤东五岭之南。山川名胜。甲于中土。自省会面东为惠潮两郡。惠之属邑海丰。西七十余为岭。曰羊蹄。行回交峻。望极云霄”。故有“羊蹄峻岭”之美称，“羊蹄古道”名列海丰古八景之一。其地理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古代粤东诸县经由惠州府至广州府的必经要道，亦为古代粤闽主要官道。借用今天的话说来，它即是粤东各地通往“省城”的省道，亦为粤闽两通衢的“国道”。

羊蹄岭“又为惠潮孔道。势居险隘。置之城塞”。其驿道隘口“迂回交峻，望极云霄”。 先辈从海丰等地挑鱼担盐，翻山越岭穿过“四顾皆山，峻峰叠峙”、“中陟旁泻，令人目眩足缩”的羊蹄岭来到三多祝、新庵等地，再担锡矿石到惠州，回时担此布匹、洋油、广药货物等返回海丰，往返一趟往往需数日功夫。行役之苦，当差之劳自不待言。但在古代交通中，其所发挥“路通财通”的便利作用不容小视。使零散货物通道变为大宗商品贩运的捷径，并因在三多祝的接驳而开始了更为便利的水路行程。难怪上了年岁的海丰人至今对惠州仍然熟稔。今日东南亚各国的“惠州会馆”依沿旧制，海丰乡亲乃属其中。

三多祝尚有一处近代民主革命的遗迹。当年孙中山先生派日本人山田良政从香港到三多祝，向首义的起义军首领郑仕良传达使令。后因山田良政在撤退战斗余中迷路走失，遭清军捕杀，就义于多祝墟下西门草坪。

皇思扬

皇思扬地处西枝江畔，其以保存完好的，融潮汕与客家建筑特色于一体的明清风格的古村落见称，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之一。皇思扬村虽以姓为宗，然民风纯朴和睦共处，又因得西平驿道之便，经商贩运致富之后兴学之风尤盛。倡学兴文之举引发该地龙光书室、登云书室、芝兰书室、金锐书室等不一而足，高墙宽院中形成文以书阁，武开馆室的兴文习武之风尚。旧时凡高中进士或举人以上功名者，村中均坚旗镌名资以奖励并召示后人。故村内旗杆如林，纵横交错，成为一道特有的人文景观。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思扬村（时称黄沙洋）时年26 岁的萧凤来参加科举甲辰科殿试，以三十三名武进士及第，因治业有功，政绩显赫，官至广西右江总兵，钦赐顶戴花翎，官居二品。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已退位乡居的萧凤来，为其双双年逾古稀的父母祝八十之寿，皇上念其过往功绩，遂赐其“介寿诒谋”匾额并准建牌坊，以示恩典殊荣。说起这座牌坊，村民们还有段“古仔”好讲。那是1925年2月第二次国民革命东征时期，时任东征总指挥的蒋介石曾率队路经皇思扬，并在经过此牌坊前（时）下马敬礼，向这位前清武状元表示致敬。此前，甚少作诗的蒋介石因战事进展顺利曾于东莞常平写下《常平站感吟一绝》：“新率三千子弟兵，鸱（号鸟）末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而今“介寿诒谋“牌坊竖立于斯，已成为历久弥新的皇思扬村显要的人文标志。

谭公庙

80年代末，我首次瞻仰谭公庙，对其印象最深的是三株古松及旧戏台，此等均为别处少见景物。在随后读到的《惠州府志》中，又见清光绪年间惠州府城图，其中西枝江边水门地界标有“谭公庙”图样，当时感到非常疑惑，直到去年一次惠东之行，我方知晓其中原由。

相传谭公是惠州土生土长的道教俗神，与妈祖、金花娘娘等南方神灵齐名。民间说法为谭公神姓谭名德，出生于惠东县谭公红花园谭阁地，少年时心灵聪慧，纯朴善良，被太上老君收为弟子。民间传说的化迹有：“火烧脚骨”、“翻肚洗缸”、“瘦牛好驶”、“稔叶变鱼”等等。据地方文献记载，谭公生于元代，3岁时父母俱丧，随外婆到多祝的麦田村放牛，七、八岁时已能呼风唤雨，伏龙驯蛇，神通广大，13岁得道成仙；黄佐《广东通志》记为：“居九龙山。修行不记年月。每杖履出。虎随之”。

谭公神被称“仙圣”，民间甚至说他是太上老君的徒弟，各地每以谭公祭拜而发起大规模的庙会，均以“太平清醮”等道教的形式进行开祭。明初洪武十六年（1383年）谭公祖庙始建“得道亭”，随之香火鼎盛。据称自清顺治年间谭公祈福法会最为鼎盛，祭祀道场甚为灵验，口碑之佳随西枝江商道的拓展而广及东江流域，乃至港澳地区皆有“襄济仙圣”之信众举办以祈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为主题的谭公庙祈神会节。作为惠州地方俗神崇拜最主要的神祗，它对惠州地域文化产生了积极作用并波及周边，形成了一种融信仰、祭祀、会节风俗和其他民俗行为一体的地域文化现象。

光绪《惠州府志》“惠州谭公庙会”云：“清咸丰四年，惠州翟火姑造反，率众围攻惠州城，谭公先后二次显灵助守城官兵。”据称因谭公显灵，护城有功，使惠州躲过这场劫难，惠州知府将此事上奏朝廷，清廷敕封谭公为“襄济“。同时官府在府城水门外和白鹤峰各建一座谭公庙，让谭公配享香火供奉。并定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谭公诞，每五年举办一次大型谭公庙会。

只是谭公作为道教俗神不居于观而住于庙，据闻此与“敕封”有关，不知上解是否。

平山墟

归善县平山墟，昔有“头平（山）、二淡（水）、三多（祝）之谓，居三大墟之首。因其水路兼备地当要冲，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平山驿；清雍正八年（1730年）又在前朝之上升设平山巡司衙。平山墟自古有着地辖要冲、水陆便捷的优势，加之海禁缓解、人口速增、经济繁荣等利好带来康乾盛世，歌舞升平的太平岁月成为平山墟开埠大码头的始作俑者。此处因居于西枝江中游，水域宽阔，水流平缓，枯水期短，适于舟楫行运。官船、盐船、商船、渔船舟栋如鲫，往来不绝，靠岸便塞。岸边商铺相连，百货齐备。至今，沿西枝江乃可通航载重30吨货船至惠州。

平山墟之重要，不仅在于其地处官道所得商货之利，更为重要的是，负山襟海的平山墟实为大清朝惠州府财税命脉之一，输送惠州府沿海各盐场所制食盐的第一内河港口。

濒临南海的惠州，制盐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得渔盐之利，宋代制盐已成社会生产重要部门，长期采用聚沙、淋卤、煮盐等生产技术。明清时期，广东海盐产地的分布经历了由珠江三角洲地区向珠三角洲东、西两翼的沿海地区转移的过程。（经济发达、市场需求旺盛）。清代前期，广东东部的惠州府、潮州府和广东西部的高州府等沿海地区形成盐产地的新中心，康熙朝官帑收盐，改革促使这一格局最终形成。有“无盐则无渔”之说。清代，广东盐区是全国的大盐区之一，盐课收入是广东地方政务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被广泛地应用于盐务，官员薪费及日常开支、缉私、捕盗、军饷、河工、赈济、藉抵赌响等。

盐务税赋,历朝历代皆被视为朝廷财政税收的“水龙头”。

清代广东盐务归两广东都转运司管辖，其属下设有东江关监掣通制一员，正六品，“掌催办盐课政令”。其所辖归善（今惠阳、惠东）场区如是：淡水场，场署在平海司城区；碧甲场，场署在范和乡；大洲场，场署在大洲人和墟；其地均属今日惠东沿海地区。雍正九年（1731年）归善县平海城设盐课司，并设驻巡检一员，皂隶二名。

乾隆五十五年（1791年）以后，清代两广盐区的私盐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道光二十年（1840年）私盐所占比例已高达75•4%，与通称的“官三私七“之说不谋而合，当时两广总督那苏图就曾说 “广东私盐充斥过于江淮。”

部分盐商通过经营盐业发家致富后，成为地方望族巨屋，他们往往凭借自身的财力和地位修筑祠堂或办义学参与地方建设。但官与商、官与民、商与民、商与盗、民与盗等错综复杂的走私利益链和反复上演的江湖恩仇，成为有清以来西枝江上演的重要戏码。

惠盐的历史，不仅见诸于地方史剩，亦偶见于革命文献之中。1930年5月，毛泽东在其所著《寻乌调查》中写道“（五）惠州来货”，有此记载：“只有盐一门是大宗。咸鱼，黄糖二样略有一点来寻乌卖，此外没有。”

然而，惠盐的传奇故事，在平山墟中仅仅是个开始。

平潭墟

平潭墟始建于明朝，早先称谷龙圩。

查阅现有的惠州史料，少见平潭相关记载。只看到一段较为笼统的记录：平潭镇西枝江畔有座约五百年之久的“谭公古庙”耸立其间，庙前两棵一大一小的榕树被人们称为“夫妻树”。我曾实地观察，所见仍有数栋高及三层民国初年建筑式样的洋楼保存于此，推断其昔日街市喧嚣已近桥东的骑楼街。但可资查阅的史料甚少。

平潭墟作为上可通平山多祝，下可达惠州淡水等地航运中转站或补给站的作用，让众船家在此补充、休整是具备条件的。据说昔年东江与西枝江沿岸，均有以拉船谋生的纤夫，这在至今保留下的民谣中或可找寻到他们沉重的足迹。平潭是否与之有关让我无解。

《清稗类钞》第一三册有“广州之船”道：“广州省河，船名不一，紫洞艇之外，有河头船，专为载客远行者”、“又有低舱艇、孖舱艇、沙艇等，则专为渡送行人之用，而沙艇尤轻便也。”

莅临西枝江河流域，各乡村为便于出行皆村村有渡口。平潭墟处于西枝江下游航道，该处河道交错湾塘众多，规模不大却古老渡口的遗址应不在少数。

西枝江蕴藏的“秘密”，不只一个平潭墟。还是让我们顺流而下，暂且不表，留有余地且待来时吧。

桥东

发源于惠州东南部山岭，哺育了“岭东雄郡、梁化旧邦”之一的西枝江，在经历了上中下游一百多公里的奔流之后，流入了居于下游的终点，完成了它的不懈使命。造物主赐给它一块“万汇繁昌”的宝地，这块宝地在地理上属于惠州府中部的府城与县城隔江相望的东新桥，西枝江的到来让两江两城的格局已有千载之久。它就是惠州府治与归善县治所在地之间寸土寸金的东江入口处桥东街。在这不足几平方里的通衢之地，商贸之埠，成为西枝江真正的舞台。

桥东一篇为西枝江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跨越山重水复的前世今生、它风云变幻的因缘际会都将在此一一兑现。自然须着墨最多。

千百年来，西枝江的倒影，成为其流域内信息输入密码，而百年前的桥东故事，乃至于五十年前的旧事，如今已变得鲜为人知。

水东街的“水东”二字，很容易被人理解西枝江以东之意。因为惠州作为千年古郡，山水之城，城中诸多名称均以穿城而过的山水走向而定，这在古代并非特殊而是惯例。

在此拿水说事，自然顺理成章些。

《水经注序》中说：“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

水有常形，江无常态。水绕鹅城财聚古循的同时，西枝江与东江不时也会玩玩“翻脸”游戏。谁的上中游暴雨成灾，谁就“翻脸”变成“黄河”，一黄一清。两江都“犯混”则两江都黄，两江都平静则两江均清；“黄河”与“清江”巨大的反差虽是暂时现象，但即给生活在它身旁的人们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民国年间，惠州籍著名木刻家梁永泰，曾刻有实录东江灾民惨状的木刻作品《东江水灾》。

如今，人类已能驯化许多事物，但却无法真正意义地驯化水与火。诚然，水利之功已大于水害之弊。但桥东因地势较低原因，受水患最为明显。囿于此故，历代筑城固基，防匪害甚少，防水害甚多。年年均遭大水围城，只是大小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水也像个听话的孩子，大都在每年六七月汛期之季“定期”而至，到时必退已成规律。在以往的桥东，每每西枝江暴涨，街上的住户早已备足米粮。俗称“走大水”已成当地的“特色民俗”，桥东人亦因此戏称水东街为“水通街”。待大雨落、水浸街，便成了细仔们的乐园，阿仔阿女不分彼此嬉戏其间，乃至在浸水的街上抓到大鱼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而是常有的“花絮”。 更有甚者，街心成了“河道”，“水大冇桥开”，往来只能靠独舟小艇行驶代步了。

在桥西“看大水”是我20年前曾有的体验。桥东桥西至东江交汇之处江面较窄，如果西枝江上中游数天大雨引发河水暴涨。巨大的洪峰与平静的东江形成落差，加入两江交汇处收口形成实际上的开闸放水，让它顿时成了黄河“壶口”。难得一见的西枝江、东江洪峰汇流奇观由此形成。只见飞泻的浪涛响声如雷，激流回漩，让岸上观者感到惊心动魄个个称奇。

洪水中不时挟带裹携着一些不明物体，勾勒出生命的无常，让人感到惊怂和诧异。若在百年之前，此处码头上的艇舶定要疏散到东江某处，避风躲灾暂得安稳。

好在90年代后，大水的危害相对要少些。但许多在桥东居住的老人家，对于水的利弊仍能讲出几箩古仔，这也算得上是口口相传的“民间说书”了吧。

洪峰退去，西枝江迥然回归其温文尔雅的常态之中。可排除汛期、台风、枯水等不利于航运的坏天气外，整个年度，也仅剩余一半时间可资行船。有些船家为按期交货，星夜之时提灯赶场或风雨兼程照顾营生，人在水上半条命，辛劳是吃水上饭人家时时要承担的功夫。

清人孙能宽撰雍正二年版《归善县志序》曰：“归善一邑。负山襟海。实为形胜奥区……然归善十邑之冠……”

资源配置的种类和数量，决定了其市场辐射的能量。对东江上的船商而言，“惠州”只是个代名词，“惠州”所指就是“桥东”。桥东才是吞吐量巨大的码头商埠。故于此，从小处睹，它是归善县经济中枢；从中处看，它为惠州府商贸咽喉；从大处观，它是东江经济走廊的核心。

当地人俗称东江为东江河，西枝江为西枝江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在它处仅为时空概念。而在惠州，它则不仅是名符其实的地理概念，亦蕴涵了桥东的功能主要体现于经贸流通方面。

惠州向上是老隆，向下是石龙。老隆的煤炭、木材等大宗货物由此进入珠三角，惠州的食盐、手工制品由老隆进入闽赣两省。此外，减去东江流域因台风、枯水、匪盗等因素对航运、货运造成的不利影响等因素，桥东地处东江优越的地理位置，仅此作用便无可替代。

在古代历史各个阶段中，惠州府作为朝廷派住的东江流域最高级别行政管辖机构，其所在地附近的归善县即桥东，因水利之便而顺理成章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东江河上“第一大码头”。这一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桥东由此成为各路商帮汇聚竞技的舞台。此地以会所、商行、店铺、仓储等多种模式经营，并非点对点，而是点对面的辐射效应，成为昔日东江流域以惠州桥东为主轴的“惠州商帮”一大特色，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并成就了东江流域商帮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之一。

桥东开埠以来造就了多少位富豪，无从查找，但答案即是肯定的，桥东是商家的福地、宝地、发财之地。在此地，零售生意仅为所占比重较小的部分，而批发、代售、过境、转口等形式的经贸活动才是它的主打业务。为使“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成为事实。资质与信誉较好，商业往来频繁，关系良好的商家之间开始跨越族群限制强强联合，以求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据称清乾隆年间就有归善叶氏与海丰林氏，合股开办“归丰”商号。

惠州博物馆所征集的“重修孝肃包公庙碑记”及“重塑神像碑记”，分别为惠州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2年）所制，两碑反映出桥东在内的惠州城归善县，在28年间商业店铺递增势头状况。直至今日，在现在的“老惠州”中，就有相当部分家族成员，为各地来惠经商家族的后裔。

归善城南门亦称龙兴门，其岸东侧为西枝江，据称南门外的原有驿道及“接官亭”，直至上世纪60年代尚存。其附近设便门二座，其中一座在南城墙与西城墙相接的临江处。正对西枝江，形成码头口岸，方便往来船舶停靠及装卸货运。俗称“水门仔”。它也是“盐码头” ，盐仓背便由水门仔而入。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式样的盐仓，至今桥东还被保留着。此是桥东之幸，对此具有地方经济史价值的特色文化遗存，值得立规定制加以保护。

咸鱼街、晒布场位于桥东西枝江边紧靠东新桥一侧。此地店铺林立，生意兴隆，铺头计有30余家。以经营食盐、海味干货、竹器、瓷器及食肆为大宗，形成名符其实的特产街、特色街。该处或许还是惠州传统的陶瓷器贩运码头，明代白马窑青瓷残片此处多有出水。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中英两国签定《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中“第十二节  中国允愿将下列各地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口岸无异。即：湖南之长沙，四川之万县，安徽之安庆，广东之惠州及江门”。该条约将英商势力扩充至广东珠三角为首要的内陆州府，使惠州府归善县桥东这座东江上最繁荣的水陆码头，华南重要商埠，一夜之间成为对外放的通商口岸。《条约》迫使清廷进一步出让内地商业市场，伴随而来的是洋行、洋教会、洋医院、洋学堂，洋布、洋油、西药等洋货大举入市，整时冲击了虚弱的民族手工业。虽然沿海地区出现了短暂而畸形的繁荣，但随后而至的是更加衰败的经济及更为动荡的社会则是此前埋下的祸根。

“治外法权”对洋人的“保障”，是大清朝送给每位中国人低人一等的“礼物”。百牲的不觉与部分读书人的抗争，已及随后革命党秘密的会党活动，都曾是这条街的新闻，并成为省城报纸的头条。曾经的火轮与高鼻金发的洋人，时尚新鲜的洋货代表着上世纪初，桥东水东街特有的商业行态。算盘珠子的响声与电报的滴答声，伴随着货物的装卸声乃至铺头外的叫卖声，声声入耳陈杂一处，在斯街上空飘荡。

生意几无淡旺之别，看样、定货、提货、运货流水作业，商行的金融汇兑服务也与省城一样优质高效，少有纰漏。清末著名的讽刺小说《蜃楼志》，对惠州当时的繁荣景象亦有纸醉金迷这类揭露性描画。

时代迈入剪辫放脚的民国，大清龙旗换成民国五色旗乃至之后的青天白日旗，惠州城繁荣如故。桥东进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街道建设时期。民国17年（1928）“惠阳改良街道委员会”对桥东水东街和府城十字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改良，借鉴南洋风格骑楼特色兴建水东街。有上居下铺或前铺后居不同格式。

浓郁的商埠风貌，别致的市井风情，仍就展露出昔日楚楚动人的风姿，它即是民国初期具有东江流域典型代表的桥东骑楼文化。

民国年间惠州城东新桥的建成，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在1938年9月未建钢筋混泥土结构的东新桥前，一千多年来，府城与县城之间便是以浮桥的形式跨越西枝江，浮桥并非直线而就，而是从桥东咸鱼街斜对府城的大东门。

这座桥的落成，在70多年前看来，它象征着府县两城真正融为了一体。而现在看来，它象征着民国年间惠州公路建设已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具有相当规模。它更加无形地宣告了东江流域，尤其是西枝江流域水运繁荣时代的终结。

1938年10月15日，日军攻入惠州府、县两城，惠州遭受第一次沦陷的墅蛮践踏。城中最为繁荣的桥东水东街连同刚刚落成的东新桥，被残忍的日本仔烧毁、炸毁。其惨状在惠州籍著名画家、“昌明仔”刘仑先生的多幅实地写生画中均有详实描绘。其中《日军炸后水东街》落款：“（民国）29•2•27，仑、竹笔画”。刘仑先生一生经历蹉跎，但无论际遇如何，这些饱含着国仇家恨，笔痕有如刀痕刻录日寇罪恶的滴血力作，始终被先生托及家人珍藏保管，成为惠州城桥东街记录侵惠日军血腥罪状的铁证之一。

1941年12月香港沧陷，随后，东江纵队“省港大营救”艰难展开，位于惠州桥东的东湖旅店，成了多批从敌占区脱出险境的文化人休息地点。并由此作为中转站，踏上转移到大后方的行程。

1942年冬，日军的暴行再次血染西枝江。手持膏药旗的杀人狂魔在城中选择数个地点实施杀戮，其中比邻西枝江下沙一地的惨案，却有600多死难同胞在此就义成仁。

往事不堪回首，桥东在民国后期的衰败，我们可从著名小说《虾球传》找到这份答案。虽为文学描写，东江民众当时所遭受的苦难即是笔笔入髓的。

不同的时代便会有着不同的际遇，不同的怀抱当自滋生不同诉求。当时代的巨澜划破长空，曾在西枝江畔徘徊行呤的诗人，为我们留下或风雅或伤怀的诗句，让后人一窥当年西枝江上赤子的情怀。

清代归善名士邹恩培诗句：“偷闲月下寻诗友，且喜风来驾画船；一曲骊歌分手别，雪泥鸿爪亦前缘。”

清末年间，惠东白花人罗仲霍怀揣对故园的牵绊，写下忧国忧家的《感怀》。这位先知先觉的革命党，黄花岗烈士之一在诗中告别一个时代：“十年浪迹天涯路，阅历多时忧患深”、“为怀家国频挥泪，不了恩情未称心”、“一世繁华空眼底，千秋歌哭上心头”。罗仲霍尚有另首《感怀》其中吟道：“抚心常抱千秋恨，吾志当为一世雄。冷眼旁观回首笑，侧身遥望莽苍中”。

无需置疑，西枝江是古代惠州重要商道之一，它与东江上中游商道，东江下游商道以及近代崛起的港九商道这四大商道，在惠州府与归善县交汇，形成实际上的经贸、人文交流的互补关系，并对周边产生了一定的辐射效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起到了粤东物流中心、商务中心的作用。这一作用的产生，今天看来，地理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而东、西两江的水运便利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追根溯源，西枝江作为当下唯一一条发源和终止均在本土地域内的河流及“黄金通道”。从高山之巅，到汇入东江 奔流了176公里的西枝江，现乃有97公里的通航里数。西枝江流域，是惠州乡土文化的宝库之一。其对于今天惠州历史文化与民间民俗文化的价值尤为重要，它已成为先人为吾辈储存的一份宝贵的“传世珍藏”。可称与惠州以西湖、东江、罗浮山等为背景的历史文化元素同类，是构成惠州历史文化体系之中的重要篇章。

水元素是构成惠州传统文化的关键基因之一，这不仅是西枝江给予我们的答案。

桥东，是西枝江的再造之地，东江水系以其宽阔的胸怀在此拥抱了它，并将这条支流的生命归宿无限地延长，直至终归波涛万顷的大海。

水是生命之源，亦是生命之终。

桥东街上的打更人，已永远消失在他最后一次的更声中；西枝江河畔码头上，疍家妹动听的渔歌，已被江水的清澈波澜藏在江心。

从源头到终点，惠州府有多远，梦便有多久远；西枝江有多长，梦就有多悠长！

西枝江，你是枕在每位惠州人心中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