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惠州市发现大量记载银元的碑刻

在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很多石碑有捐银元多少元，花边多少元的记载。银元也称洋钱、洋钿、花边、大洋、番钱。这些碑石镌刻年代从清代乾隆中期直至晚清。这些碑刻是人们修建庙宇、桥梁、道路、家祠等等的记事捐款碑刻。目前所知最早记有花边的碑刻是刻于乾隆二十四（1759）的《重修万兴巷碑》，现镶于惠城区桥东办事处惠新西街西入口第一巷（以前称万兴巷）巷口民居墙上。碑中记有捐款者19人，全部捐款为花边，有大元、中元两种。捐款人数最多的碑刻是惠东县九龙峰祖庙的捐款芳名碑，此碑刻于道光癸末年（1823）。碑刻镶满了左右厢房。统计右厢房有捐款者1428人，其中1422人捐题银壹大元，2人捐壹元五钱六分，2人捐壹元五钱五分，2人捐壹元五钱二分，有76人捐叁大元以上，其中最多者为拾貳元；左厢人数与右厢人数接近，如按1420人算，这厢捐款人中，捐题银一大元者占该厢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则左厢捐银元者有142人。连同右厢房碑刻记载的这次修庙捐银者共有1570人，占全部捐款者的55.1%。还有龙门县龙华镇水坑村《重修文明阁洪圣碑》，刻于嘉庆甲戌年（1814），所附捐款芳名碑有捐款者103人，捐大元者40人，捐中元者10人，捐银元者占全部捐款者的48.5%。

二、为什么此时大量使用银元

自明中期，西欧商船大量涌进广东、福建贸易，明政府把关税作为重要的财政补充。起初外贸进口商品大部是奢侈品如高级毛料和珍宝等，而出口的商品多是手工业品，如丝织品、布帛之类。进口商品除了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消费不起，因而销路不广，受到限制。而出口的中国商品丝织品、布帛却畅销国外。因此除了进口商品抵消外，中国出口的商品常处于出超地位，外国商人只好用墨西哥银元补偿，于是墨西哥银元大量的流入。“据已故的梁方仲先生估计，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七十二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这还未包括广东商船到吕宋等地贸易运回的银元在内，这些银元起码有三分之一是广东入口的”（李龙潜撰《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清初，郑成功武装活动于闽粤之间，之后占领台湾，清政府为了切断其供应来源，在清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颁布了“禁海令”，一是严禁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天津沿海等地的“商民船只”出海贸易，二是禁止外国来华贸易，“不许片帆入口”。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5），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粤海关有总口7处，即省城大关总口，澳门总口、庵埠总口、乌坎总口（在惠州），梅菉总口、海口总口、海安总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等处海关，仅留粤海关一关对外通商。由于这段时期广东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流入了大量的银元。“明万历年间，外国银元已在闽广行使，至清乾隆四十年（1775）普遍使用，已有取代纹银之势”（《中国近代金融史》）。造成银元日多，纹银日少的现状一直延续至晚清。至道光中“时华洋互市，以贸易银，蕃船冒禁，岁漏出以千万计……，自闽广通行至黄河以南，而洋商復挟至各省海口，阳置货而阴市银，至洋银日多，纹银日少而贵”（《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食货•五》3648页）。

银元大量流通使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纹银成色不同，铸制不一，重量不等，行使不便（要凿开使用）。而银元质量形式划一，使用方便，不胫而走。外商看见有利可图，用银元套购白银，引起白银大量的外流。于是清政府朝野纷纷谋求对策，决定顺应潮流，自铸银元。其实早在道光年间，福建漳州、台湾就有民间和地方政府仿制。至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局铸造“光绪元宝”，俗称龙洋，是为中国官方（朝廷）自铸银元之始。

三、银元的价值

银元的价值究竟多少。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价值。中国最早官铸银元“光绪元宝”，值库平银七钱三分，俗称“七三”翻版。后来，“李鸿章任，续成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并铸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两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元（《清史稿》）十三册《食货•五》3648页）。

据《清朝文献通史》载：“乾隆年间，广东沿海地区，多行洋钱，民间称为番钱，有大中小三等。大者重七钱奇、中者重三钱有奇、小者重一钱有奇。”道光年间，广东化验银色时，总税务司关平银百两等于含银九成的七钱二分光洋156.65元，即是1两关平银等于光洋1.5665元。上述的大者可能就是碑刻记的大元，每元重题银陆钱或陆钱二（九龙峰祖庙石刻），中者可能就是碑中所记的壹中元（重修万兴巷碑和九龙峰祖庙碑）。碑中所记载的大元不同，有的是重六钱、有的重六钱二，如按标准应重约六厘五分左右。因为此时外洋大量流入，民间多有仿造，造成社会上银元规格不一、重量不等。至道光年间“闽广杂行‘光中’、‘景中’、‘景兴’、‘嘉隆’诸夷钱，奸民利之，辄从仿造，贵阳大定官局亦铸制底大钱，钱法自是益坏”（《清史稿》十三册《食货五》3645页）。九龙峰祖庙碑记大元折合题银6.2钱或6钱，则其含银量仅达标准的84.939%和82.19%，成色不一，可窥一斑。

雍正七年，奉令定制钱一千，换银一两。如按一大元重陆钱则折合制钱600文，如按大元重陆钱二（分），则折合制钱620文。中元则折合制钱300或320文。实际上各个时期的兑换价是不相同的。“1816—1826年平均1243文，1827年突升为1340文，1835年升为1420文，1840年为1643文”（《中国近代金融史》12页），此时涨至一元值一千文。银贵钱贱的结果，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