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贫苦大众，无论生、老、病、死都会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这些问题若全部倚靠当时政府来解决是完全不可能的，因而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筹办了不少为街坊群众解困的机构，乐善好施，济困扶危。本文所述即是抗战前惠州西门直街的几项公益事业的一些情况。 水车公所 现惠新西街70号之一即原水车公所旧址。该公所何时何人创办现已无从查考。当年的水车公所由街坊群众推选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一人为公所理事，主要负责处理经费的筹集及有关消防的业务。所内无人办公，只住着负责西门直街更鼓与街灯的严振两父子。所内有用作救火的“水柜”四辆（两辆破旧已不能用）。“水柜”是当时灭火的主要工具，其构造简单，用优质坚硬木料制成一个长约 消防队员由西门直街各商号的青年店员担任。每个队员有一条印上“消防”字样的号带，并有竹制尖顶帽子一顶。消防队长是轮值的，用木制一轮值牌，选定几个商号中有组织能力而体魄壮健的店员轮值，一个月轮值一次。遇有火警，执有轮值牌的店员就是队长，带领全体队员迅速推动水车并携带一切灭火用具奔赴火场。消防队员平时已作好灭火分工，六个人一个班组成四至五个班负责揿柜工作，组成两个班使用水枪，另外三个人一班组成两班负责断火路（凡与受灾户四周相邻的房屋，必要时将瓦面掀掉以防止火势蔓延），还有数人负责喉叉，比较轻微的劳动就是负责向挑水者发牌。 火灾发生时，谁先发现火灾谁就立即鸣锣并大声呼喊，闻到报警的人亦敲锣呼喊，向着水车公所方向互相传递火警（居民多以敲洗脸盆来代替鸣锣），因而消防人员很快得知受灾地点而迅速赶赴火场。火场附近的妇女也会自觉到河、井挑水供应水柜和水枪之用。 平时一切消防器材定期检修，不能修的立即筹款购置。一般修理皆由水车公所旁边一所小五金修理店的严逢彩兄弟义务修理。 由于消防队员的工作基本上是义务的，火灾过后只发给挑水者及消防人员微薄报酬。平时维修消防器械、添置消防器材等需一定的经费，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支出。上述各项经费开支一般由受灾户相邻的各住户负担一部分（如受灾户损失不大也负担一部分），其他则由各商号分担。 平时群众非常注意防火，西门直街每年秋末都有一次“打火”活动。那一天，每户在屋内摆好一张桌子，放着一个香炉，插上串有三块纸钱的香三支，在桌上放一盏点着火的煤油灯、一碗水、一碗米，由“南摩佬”到各户去作法。手执桃木剑的“南摩佬”口中念念有词，捧着桌上的一碗水含一口将煤油灯的火喷灭，接着由另一人手拿一条麻绳扭成的大鞭子“噼啪”一甩（惠州人称甩麻蛇），最后将桌上的一碗米倒进米袋中，作为作法的报酬。此举实属迷信，群众也不相信经过“打火醮”这一年该户就可免除火灾，只是通过这样做提高防火意识。特别是风高物燥季节，各家各户都有一个人在临睡前对屋内容易引发火灾的地方细致检查一遍，发现隐患立即消除，因而西门直街极少发生火灾。 更鼓、街灯、公共阅报室 旧社会的政府对群众生活中诸多不便之处确实关心得不够，警力薄弱，治安不好就是其中的一方面。当时虽少有较大的抢劫杀人案件，但小偷小摸不少，而且多发生在晚上。群众只好分区各自为政，自己想办法管理好自己的小区。西门直街群众请了河南岸人姓严的两父子住在水车公所内负责全街的更鼓巡夜及晚上悬挂街灯。 巡更分五个更次，晚上8时开始为一更，每隔两个小时换一更（即10—12时为二更，12—2时为三更，2—4时为四更，4—6时为五更），每一更次中每隔半小时巡更一次。如：一更开始时敲鼓一下称一更（即8时正），8时半巡更敲鼓一下小锣一下称一更一点，9时巡更敲鼓一下小锣二下称一更二点，9时半巡更敲鼓一下小锣三下称一更三点，10时即二更敲鼓二下。二至五更的敲打除鼓声不同外，其他与一更相同。在巡更过程中如发现小偷或火警立即擂鼓报警。 旧社会的贫苦人家少有钟表，因此，更鼓除了可以防盗之外，在夜间还起了报时作用。惠州人将夜间发生的事情习惯以“×更发生”来回答别人所问的时间。 严家父子除了在西门直街巡更以外，还负责全街的街灯收挂工作。当时的街灯是一种可以防风雨的煤油灯，此灯的外型是约35×15× 更鼓与街灯两项经费由西门直街各住户分担。每月由负责巡更者向各户收取，收款多少没有统一规定，对比较富有的多收点，贫困的少收点，多至两毫，少则半毫。不过群众给多给少大都很自觉，绝不会少给或不给，因而每月所收的款足够两项开支。 抗日战争时期，群众的生活更苦，几分钱一份的报纸也舍不得去买，能买得起的也只是买一份。为了使街坊群众了解抗日战争中的国内外大事，水车公所拨出部分经费在所内特设一间公共阅报室，室内设置大长木桌一张，有靠背的长木椅两张，订有《中央日报》、《星岛日报》各一份。每天的两份报纸由住在公所内的严家父子分别用报纸夹夹好，半个月取出旧报纸堆放阅报室的一角以备群众查阅。每当听见街上报童叫卖报纸时，人们就会到阅报室看报，西门直街的一些老人更是阅报室的常客，将看报当成是一种消闲。 两广人寿会 旧社会的惠州人办丧事，一般都希望办得体面一点，为子女者认为不这样办似乎对不起先人。但是在当时能把丧事办得稍为体面一点，所需的费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一般劳动人民平时的收入能够勉强维持温饱算是不错了，若一时间要办丧事则忧愁钱从何来。至于那些一天赚来一天吃的劳动者更是无法应付。两广人寿会帮助街坊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 两广人寿会原址在西门直街谭屋巷口右侧（即现惠新西街65号）。听说清代已有该会存在。至于由何人所创办则无法查考。我只知最后一任的负责人是谭则仁（即谭屋巷谭宅户主）。该会实质等于今天的零存整取的定期储蓄，凡参加该会的人每月缴交一个双毫银币（即二角），交足了20年而入会者还未过世无需再交会费，入会者寿命越长所得利息越多。入会者身故后其家属可一次过取回本息。就算入会后短期内身故，其家属亦可获得一笔最低限度的殓葬费。 该人寿会约于1928年间停办，停办原因有两种传说：一是该会负责人谭则仕携款潜逃；另一说是陈济棠在粤主政时期为了反蒋在惠州各要地构筑大量防御工事，强迫该会将全部存款捐献。根据当时西门直街的多数老人所讲，前一种传说是事实，至于后一种传说恐怕是讹传。亦有人说该会于1911年春倒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该会址与我家相邻不远。我童年的时候，有时会跟着老人到该会缴纳会费，我是1921年出生的，因此该会完全不可能在1911年倒闭。总之，该会的突然倒闭，入会的人无不叫苦连天，有的在哭喊：“棺材本也没有了。” 后来该人寿会的会址曾改为几个名中医（如袭觐颜、夏伯宽等）轮流为群众义诊的诊所。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义诊的诊所也就不复存在了。 （本文部分资料由刘永南先生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