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粤秀中学从连县东坡村迁至惠州丰湖书院，将原校师生也带来了，并在惠州招收了高、初中生，给惠州增添了新气象。1946年秋，粤秀中学改为省立惠州师范，设普师、专科、简师部。将从力行中学转来的广东省儿童教养院的学生安排师范部并提供给养。学校招来的师范生，每月由学校发放四斗公粮。不少同学是因为家庭贫困，毕业后能找个教书的工作，才读师范的，我就是其中一个。

惠州师范师生感情真挚，老师希望学生将来毕业后服务于社会，而学生也感到学校有一股新空气。谢镇锋老师教语文课，其中一篇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但他不讲授这一课，我们问他是否“漏”了，但他却回答说：“呸！没好讲的”。这一下使我们明白了。李钟庆老师教化学时，讲及“TNT黄色炸药”的功能，初时只用来爆破大树头，但后来却用在军事上，东新桥和近秀桥就是用黄色炸药爆破的。这对于惠州人来说是莫大的痛苦。后来，他又在讲课中说到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发现了放射性的镭，本来用为人类造福生活的，美国却用它制成原子弹去毁灭日本的两个大城市，镭成了杀人武器。音乐老师吴歌明、苗璋洲编印了音乐小册子，其中有《跌倒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等。李明宗老师作词《东江谣》：“东江的水呀，干了又涨，人民的痛苦……”后来，吴老师把这歌词谱曲教学生歌唱。结果，被学校发现了。于是，连《太行山上》、《茶馆小调》等歌曲也禁唱了。

禁是禁不了的，我们可在图书室找到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马凡驼山歌》。后来，这几本书竟无踪迹了。以后，我们出版了板报，由美术老师卢巨川设计了版头，内容十分吸引人。到了第二次出版时，训育主任发现有指责国民党官员贪污腐化的文章，于是，命出板报的同学毁掉，不准再出版。学生自治会学艺部长林钿组织了一次游艺晚会，演出大型话剧《火烛小心》、歌咏及独幕剧，其中有《白茶》，我为幕后提词，其中有几句台词，我记忆犹新。学生走到先生前向老师说：“何处是我们的午餐？”先生回答学生说：“画饼是我们的午餐。”这段台词是我们不满于学校迟迟不发公粮的感受。

每周一早上，有老师在升旗台上讲话。有一次，由李明宗老师主讲。他介绍了几个国家的通讯社：美国的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我们常称之为“绿豆沙”；介绍到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时，日军攻占惠州，我们是战略转移，这可以说是大家都明白了；至于延安的新华通讯社，报道真实，所以声誉日隆。

就在这时候，北京出现沈崇娜事件和反饥饿的斗争。朱自清先生饿死也不要美国的救济粮，而香港的华商报却刊登了“不要痴信那些山慈姑吧”的文章，这使我们认识到美国的虚伪。我们班上读书会的同学向学校抗议，为什么造成一部分人处于饥饿的边缘。在请愿无果下引发了罢课，我们几个惠州的同学也支持这次斗争。结果，斗争取得胜利。但简师班除个别同学不上课外，其他同学还坚持上课。

为什么他们还上课呢？原来有一个王维康。学校给他一个小房子进行特务活动。一次，他找我们8个人当中的一人，要我们向他靠拢，否则“看住来”。我们一听这话，也就回答说你们“看住来”。之后，未见声息。随着斗争的开展，读书会里有6人随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一个工兵连乘夜到樟木头，转道解放区去了。其他到解放区的也陆陆续续出走了。当时，我们班有同学在香港印刷了同学录，何耀等同学通知惠州派人带钱去取。李宗梁要我去，我和我的侄儿一齐到香港去。我们三人回来惠州，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便到解放区（良井）去了。可有个别的同学让王维康带到水北小学，但在即将解放时，这些同学也觉醒了，便回了香港。王维康在解放后混进东江公学，在河源公学里投毒，事发被抓处决了。

我们8个人一起被派到正义小学去实习。那儿只有梁镜球和一位姓弱的老师进行复式教学。学校只收课本费，读书的孩子是家庭贫困的。暑期到了，梁镜球老师告诉我们，下学期不办了。我们得此消息，便向学校建议在惠州原校空出三个课室办起了复式班，但学校不发工资的。我们也为了有工作干就办起惠师附小了。

在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中，不少同学逐渐觉醒，走向进步，参加了革命队伍；部分同学虽未加入革命队伍，但思想上靠拢参加革命队伍的同学这一边。

解放后，驻惠师军事代表周大洲同志决定，给惠师附小教师发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