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来，惠州城内的中小学教师为人师表、辛勤耕耘，为惠州培育出了大批人才。他们表面上很风光、受人尊重，但实际上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工作保障，经济待遇低微，患上重病无钱延医诊治，生活非常艰辛。在那个年代里，惠州民间流行着两句顺口溜：“不穷不教学，教学教穷人。”意思是因为家境贫穷才不得不去当教师，而当教师的人越教自己越贫穷。笔者是土生土长的惠州人，从小学到高中均在惠州中、小学念书，1947年夏天高中毕业后，又在惠州城内做小学教师两年半时间，直至解放。在这段岁月里，与中、小学教师接触较多，对于教师职业情况比较熟悉。现据本人回忆，简述当年教师职业情况如下，以飨读者。

教师不是“铁饭碗”，全部实性聘任制

在国民时期，惠州城内公立的中、小学校校长是由惠阳县政府聘任的，私立的民办学校校长则由该校的校董会聘任。当年中、小学校只设置正校长一人，均未设副校长职务。而教师则由各校校长择优聘用，每个学期聘任一次，发给聘书。教师的教学水平高，工作负责，学生及家长们反映良好，经校长亲自考核认可者，下个学期则继续聘任留用；反之，则随时有可能被“炒鱿鱼”，自己另谋出路。在教师队伍中，也有因后台背景较硬，有“皇亲国戚”撑腰照应，即使教学水品低，或表现不好，但校长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碍于情面，亦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继续聘用。那些没有后台靠山的教师，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在教学工作上就不能应付，只能兢兢业业做好教学工作，做出成教，争取校长的信任与好评，才能保住饭碗。为了讨好校长，逢年过节，有些教师亦会到校长家中送礼，联络感情。但在那个年代送礼比较简单，花费不会很大，不外是一瓶酒，一斤茶叶、两只活鸡或一些海味罢了。

教师没有公费医疗及退休养老待遇

解放后，教师待遇提高，在公立学校任教师的，可以享受公费医疗，长期生病在家修养时，还可享受病休工资；当上教师，无疑是找了个“铁饭碗”，日常生活不用忧愁，在教学工作中，只要不犯严重错误或重大过失，每月工资、奖金及生活补贴照领，年纪老了，到龄还可以退休，领取退休金安享晚年，待遇优厚。但解放前的中小学教师，根本无法享受到公费医疗、退休养老等制度。在那个年代里，当教师的不怕死，最怕体弱多病及年老失业，生活没有保障。遇上生病，医药费只能自筹解决。一般小病，药费尚可应付；万一患上重病或慢性病，既无病假工资可领，又要筹借医药费用，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当时教师待遇本来就很低，平时粗茶淡饭仅足糊口，没有什么积蓄，只能坐以待毙。由于当时教师没有退休养老待遇享受，所以当年在惠州任教的中小学教师队伍中，有的虽然年过花甲，甚至到了古稀之年，已经老态龙钟，但为了持家糊口，解决生活困难，仍然坚持返校执教。记得1938年笔者在惠阳县立第二小学（即现在惠州市一小）五年级念书时，校长李某某及语文老师冯某某均已年逾花甲，仍在任职；1942年笔者在惠阳县立第一中学（即现在惠州市一中）念初二，语文老师廖某某已年近古稀，论学识，他老人家担语文课是绰绰有余，惟年事过高，身体虚弱，牙齿脱落，发音不清晰，力不从心。坐在后排的同学，很难听清楚他的讲课内容。当时我们这些年少无知的学子们在课余时间私下议论：廖老师年纪老迈，为什么还那么劳碌出来任教，何不在家安享晚年？后来才获悉当时教师没有退休制度，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迫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类似廖老师这样高龄的老教师，在当时的县一中内便有四五位之多。

教师待遇低微，生活相当贫困

据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惠州的教师的待遇比较优厚，当时物价稳定，生活较有保障。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政府对教育事业很不重视，对私立学校的投资减少，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待遇便一落千丈，饥寒交迫，狼狈不堪。政府对教师们的工资，从未按时足额发放，经常拖欠。在那个战争动乱年代里，百业凋零，物价飞涨，货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教师们的工资往往拖延到两三个月后才拨到学校，工资到手时，由于货币贬值原因，已所值无几，变成一堆“湿柴”。教师们各个怨声载道，生活苦不堪言。只能是“背后骂皇帝”，泄泄私愤罢了。抗战胜利后，惠阳县国民政府为了解决城内中小学教师生活实际困难，制订了一项临时措施：从1945年9月份起，惠州城内中小学校可向学生们收缴部分学米（大米）。据笔者回忆，当年每个学期学生缴费注册时，除缴交学杂费外，还得缴交一定数量的学米（不分等级，靓米或糙米均可），小学生每人交30码斤，初中生每人交40码斤，高中生每人交50码斤。如学生家境特别贫困者，由学生家长提出申请，经学校领导审查批准，可酌情减半缴交或全部免缴。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各科学习成绩名列全级前三名者，亦可获得减免学米的奖励。学校当局指派专人负责收缴学米，集中保管，待收到一定数量后，才接教职员工不同级别进行分配，分期分批发放到人。当时粮食价格非常昂贵（100码斤大米价值相当于3钱黄金市价），对学生家长来说，其负担确实很重，但为了培养子弟成才，亦只好勉为其难。收缴学米对教师们来说，却是一个特大福音。那时候人们的日常生活比较朴素，要求不高，能解决温饱便心满意足。“民以食为先”，教师们分到的学米，全家口粮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生活就有保障，可以安心教学工作。各校收缴的学米，由各校自行分配。学校生源多的，如当时府城镇中心小学（即现在市一小）及县城镇中心小学（即现在市二小），收到学米数量较多，该校教师的经济待遇亦随着水涨船高，生活有所改善；但设备比较简陋、地理环境较差的学校，学生人数仅有两三百人，如当时的第七保小学（即现在的东坡小学）及一、二、三联保小学（即现在市六小），由于生源少，收到学米数量亦少，该校教师们分到的学米则有限。因而校际之间教师们的待遇出现很大的差别，但也只能面对现实，各按天命罢了。惠州城内中小学收缴学米的措施，一直延至1949年10月惠州解放，才被人民政府废除。

教师授课方言不一，相互学习融合

从抗战开始至全国解放，惠州城内各中小学学生绝大部分是本地人或来自附近农村家境比较富裕的农家子弟，外来人口较少。当时城内主要方言是惠州话，其次是广州话与客家话。在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是惠州人，外籍教师人数不多。当年教育主管当局从未硬性规定教师授课采用国语（即普通话）。故当时教师授课时，语言很不统一。惠州籍教师大都讲惠州话，学生们听得清楚；有些年青的惠州籍教师为了赶时髦，亦有采用广州话的。至于有些客家籍或外省籍教师，他们既不会讲惠州话，又不会广州话，只能用客家话或国语授课。开始时，惠州籍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不太适应，但时间长了，学生听不懂就提问请教。而外籍教师通过与学生交谈接触，亦逐渐掌握一些惠州方言的简单会话，通过互相沟通、语言隔阂便逐渐消除。

抗战期间教学质量大受影响

在八年抗战期间，惠州城曾先后四次沦陷，沦陷过后，敌机经常从广州飞来惠州空袭，狂轰滥炸，惠州城内老百姓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朝不保夕，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那战火纷飞的漫长岁月里，为逃避敌机空袭，惠州城内各小学只能利用早晚时间上课，（即上午6时半至9时半、下午3时半至5时半），以确保生命安全。上午10时左右吃过早饭后，城内居民便扶老携幼疏散到城郊下角、黄塘、河南岸、龙津、水北等地农村去逃避空袭，到下午3时才陆续返回城内上班、上课或营业。由于战事影响，教师们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工作，只能马虎应付，得过且过。学科功课，只能选择其中重点进行传授，往往学期结束，课本内容仅学习过半。教学计划大打折扣，教学质量大受影响。而学生们由于沦陷逃难及空袭的干扰，终日提心吊胆，极度恐慌，大都无心向学，真心刻苦攻读者为数不多。学生家长们对其子弟读书亦要求不高，能学到多少便算多少。总而言之，在那战争年代里，教学质量差，罪魁祸首就是日本侵略者！

政府官员可在学校任兼职教师

在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当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到中小学去兼课。如当年身居原国民党惠阳县党部书记长的高官XXX便在惠阳县一中兼任高中公民课；原惠阳县三青团负责人XXX便在惠州私立持平中学任课；原惠阳县政府教育科督学XXX等四人，便分别在城内小学兼任校长或教师职务。此外，在当年的中学里，有些正在广州念大学四年级的在校学生，尚未毕业便到惠州城内中学去当专职教师。在小学教师队伍中，有的分别在两间小学兼任半职；有的专职小学教师，还可到其他小学兼职。而教育主管部门亦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