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三省。1937年7月7日，日军对我国大举进攻，从此我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这期间，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到处奸淫掳掠，烧杀破坏，其罪孽深重，罄竹难书。而我们广东惠州在日军铁蹄下前后沦陷四次，多次遭到血洗，沙下大屠杀最是惨绝人寰，而普通百姓的离乱生活也包含着无限的辛酸……
以下的回忆，有的是我家长辈平日忆旧时的口述，有的是笔者孩童时代亲身的经历。
灰飞烟灭中的“联泰”
这是我六姐的口述——
民国时期，在民间有买彩开标的活动，有所谓“白鸽标”、“马标”、“铺标”等。比如铺标，那是庄家预先印制好投标单，投标者取来了投标单后便可买号，即用点燃的细香亲手炙穿自选的数字号码；然后根据炙穿的数字号码以确定是否中标。
1937年左右，父亲中了铺标的头彩，得到1200元大洋（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大奖。那时物价低贱，像我家当时七八口人，一个月的家用，3.6元大洋就足够了。当时的时值是一银元等于10毫，一毫等于36个铜仙，所以中了头等奖，得了1200元（大洋）的奖金，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巨款。
领奖那天，我（当时大概十一二岁）和小我一两岁的弟弟跟着父亲去领奖。银元是用草笠袋装，共有两笠。父亲拎着一笠，我同弟弟抬一笠。我觉得好沉重，快要拿不动了！
领到大奖，回到蓝宅大屋，父亲考虑到各位叔婶家境的困难，就按每户30元（大洋）给各家送去。
父亲得了这笔大钱后，与人合股投资电船运输生意。既搞客运，又搞货运——客舱载客，船篷上装货。电船名为联泰，来往于惠州与广州之间，船到惠州时，常停泊在东新桥附近的米街下江边。日寇入侵，常派飞机狂轰滥炸，不仅炸垮了东新桥，连民船也不放过。我们的联泰电船在日机的轰炸中，不幸中弹起火，彻底焚毁。在灰飞烟灭中，我们全家美好的生活愿望也随之破灭了。
沦为香港难民
又是六姐的口述——
抗战时期，惠州四次沦陷，第一次沦陷是在1938年10月，为避战火，我家先是逃到惠阳甲子步（鸭仔步），后又从甲子步走到香港元朗。一家大小，全是步行，其间走了半个月左右。拖男带女，行动迟缓，路途遥远，其艰难困苦可知。之所以要到香港避难，是以为香港归英国管辖，英日未宣战，日军自然不敢贸然进攻与占领香港。香港暂时无战事，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避难所。
到了香港，一家生计成了大问题，除父母外，还有——大姐及其孩子阿华，三姐阿群（原在博罗望江当童养媳，望江今属惠城区江北），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眷、霞、泽、媛、照，一共十口人。大姐之所以带着孩子来，那是因为她觉得跟随父母更有安全感。三姐那时已有十七八岁，父亲疼惜她，也把她带在身边。
来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父亲失业，生活没有着落，全家正在发愁。其时，从内地陆续来港的人口愈来愈多，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香港，给香港政府增加很大的压力；港府不得不开展救赈工作，天天煮饭煮粥，晚间发面包（按人头发，每人两只）。我们一家白天两次排队领饭领粥；到了晚上，妈带着大姐、三姐去做泥工，这样勉强度日，生活上完全没有保障，相当艰难。
对我来说，最难捱的是夜晚。因为晚间，三个大人——妈、大姐、三姐外出做工，留下三个小孩儿——媛、华、照，全由我一个人看管。那时候，媛两三岁，华、照同年，一岁左右。三人都爱哭，我不过是13岁左右，要对付三个小小的人儿，多难！于是乎手忙脚乱，只能是哄过来哄过去，谁哭就抱谁；有时候，看着他们哭，我也哭，到头来大家哭成一堆了。一直到十点钟左右，三个大人回到家，我终于盼到了救星，这时我也累瘫了！
在元朗，我记不得住了多久，后来又到了大埔，又到了油麻地（都是香港地盘）。我们在油麻地会合了五叔五婶一家。我同其他孩子去捡拾遗落在路面上的咸鱼（附近有咸鱼晒场，车子运载时常有掉落），妈去砍柴割草，生活仍旧十分艰难。
总之，离乡背井的日子不好过，难民的生活是十分低贱，十分悲惨的，我们多么想早日重返家园，过上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啊！
提着裤头“跑日本”
1943年还是兵慌马乱的年月，六姐出嫁了，我家生活仍然是很不稳定，特别是日军时退时进，不期而至，弄得人们六神无主、鸡犬不宁。为躲开大难，我们常奔走于远远近近的农村的山区，比如甲子步，牛栏、梁化、望江等地。
之所以逃到甲子步，牛栏，是因为那儿有我父亲的学生。当时我们一家人被安置在一所庙堂里。庙堂很大很大，显得空旷幽深，僻静寂寥。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神主牌位，有形状怪异的神明塑像。有的神象眦牙裂嘴，面目狰狞，煞是可怕，我们小孩子家见了都胆战心惊，躲着走开。特别是到了傍晚及夜间，殿堂里黑黢黢的，连大人都怕；我们都不敢出房门，父母亲也不让我们外出，生怕受到惊吓“撞鬼”。
父亲仍操旧业——当他的教书匠，教农村孩子写字读书。母亲为帮补家用，就近辟地种菜。我母亲本是农家女，只要有地种，有收成，就忘却烦恼，笑意盈盈。幸好宅地四周多有熟荒地，跟当地人打过招呼，人家欣然答应，说：“先生娘，你有力气就种吧，爱种多少就种多少！”母亲除了种菜之外，还绩网线（青麻线，织鱼网用）。这样，生活暂且安顿下来。
然而，暂且是安宁，并未能消弭战争的恐怖、离乱的烦恼。因为日军既已占领惠州，控制重要的交通线，他们随时下乡“清剿”，骚扰滋事。许多乡间的集市、较大的村落，以及他们认为是共产党游击队据点的“危险地区”，都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虽身居穷乡僻壤，却也不得安宁，时不时有骇人的传闻。
那天，母亲独自一人去惠州，也许是因为她放心不下惠州的那边家，要回去看看，也许是为了购买一些青麻回来好绩网线，也许是为别的什么事，她交代清楚后就出门走了。留下我们爷儿几个在破庙里守着这头家。
吃过晚饭，该洗澡了，我坐在大木盆里，洗呀洗呀……，突然，外间有人狂喊：“日本鬼来啦，日本鬼来啦……”我父亲赶忙出门打听，有人就说，日本鬼到了附近什么地方，离这儿不远了。快逃命吧！父亲二话没说，一手拉着我，另一手拽着我的小姐姐（两个哥哥这时不知去向），跟随村里人往外跑……
跑了多久！跑了多远？不知道。反正该有一二十里吧。父亲是个书生，我是个五六岁小孩子，姐姐比我大不了多少，哪里还能跑得动！不用说大家都筋疲力尽，气喘嘘嘘的了。恰好有人从侧面小路跑过来，大喊：“不要慌，不用怕，日本鬼被我们游击队挡住啦……”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个个停下脚步；我小小的人儿也惊魂初定，手一松，裤子跟着一溜滑，掉了下来。这时才发现我是一只手提着裤头赶路的。旧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子，都穿宽裤头的唐装，又无皮带，统统是用布条带子在腰上一系一勒就綑住了。当时，一听到日本鬼快来，惊吓得失魂落魄，小孩子家哪里还顾得扎腰带！逃命要紧！我就是一手提着裤子“跑日本”的。
真是可恶又可恨的日本人！
“这算是什么家！”
“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亲友相见，喜逐颜开，亲热异常。大家庆幸劫后重生，又享太平，都说：“以后不用再做乱离人了！”
然而，情况可不容乐观。从乡间回到惠州，孩童的我既见不到和平的景象，亦体会不到节日的气氛。因为我随父母刚回到城郊，见到的居然是日本兵在持枪巡逻、上岗，说是维持“治安”。虽则那军人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但仍有吓人的气焰，对于小民百姓来说，就足以使人畏惧三分，退避三分。我躲在父母的身后边，偷偷地张望，不敢出大气、瞪大眼，在日本兵眼皮下能平安地走过已经算是够大胆了；不要说我一个小孩子家畏首畏尾、躲躲闪闪，那些大人呢，又有哪一个不是急行快走，哪敢怠慢！
再说城里，那难童、乞丐、流浪汉随处可见，拖男带女的妇女，鹑衣百结的老人充斥街头，真使人触目惊心，永生难忘……
不仅如此……胜利没有胜利的样子，而且一家也不是我想象的家。在我记忆与想象中，我的家应该是高大宽敞、整齐美观，有格局、有气派，而眼前却是一片瓦砾废墟，断垣残壁——虽不是全部被烧毁，但从前厅到中厅，及两边的厢房，几乎全烧完了！后厅那边似乎还好一些，而后厅之后的后花园，则片瓦无存，东倒西歪，一片狼藉……一切都待重建，一切都要从头规划修整。这工程之艰难，耗费之巨大，普通的小民百姓如何承受得起！直至上世纪90年代，前厅和中厅两个厅堂一直还是露天空放，成为当年日军暴行的见证！
“这就是日本鬼留给我们的家！这算是什么家！”只不过是一堆瓦砾、一片废墟罢了。而在我们这条街坊里，在我们惠州城，像我们家的遭遇比比皆是，何止万千！有的人家破人亡，死伤枕藉，那更是声声血泪，悲痛欲绝啊！
天理昭昭，人间何世！往事历历，哪堪回首！日军在中国，在我们惠州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下，惠州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十分惨痛而深重的，这笔血泪账永远也无法算清，至今仍未得到偿还！
